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至此，农业规模经营的路径越发清晰。

　　目前，农民合作社遍地开花，全国有近70万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但其发展仍处于初期“小散”阶段，信息不互通，抵御风险能力较差，互抢市场、抬压价格等现象并不少见。

　　在江西、山东等地，农民合作社在现实难题“倒逼”下成立联合社，有效规避恶性竞争，解决了单个农民合作社“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难题。不过，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规模的扩大并不能完全解决农村合作社所面临的问题，农民合作社联合社要进一步做强，需要探索创收路径，并有赖于土地流转等现实难题的破解。

　　打破无序竞争 联合社发挥“1+1>2”作用

　　“以前专门种地挣不到钱，一年到头就是糊个嘴巴，现在工厂有事做就去上班，没有就在这边干活，一天100块。”沈国平手拿着油菜苗说，去年把自有的5亩土地流转给了安泰农机联合社，租金一年2500元，现在联合社又返聘他为农机手。

　　沈国平是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种地多年却没挣到什么钱。“现在地里有活干就干点，加上在附近厂里上班的工资，一年可以存3万块钱。种地要靠天吃饭，现在有事做事，旱涝保收。”

　　安泰农机联合社是在去年7月成立的江西省第一家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涉及彭泽7个乡镇、8家农机联合社与2家农机销售公司。理事长胡孔柏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联合社成立前，很多乡镇农机合作社的农机不能尽其用，常常出现“农闲没事干，农忙没法干”的尴尬，现在全年农机作业率达到80%以上。农民合作社联合社通过整合资源，达到了“1 1>2”的效果。

　　倒逼农机合作社再合作的是“窝里斗”。“山区农机比较少、比较小，不乐意其他地方的农机去，到后来就发展到你便宜，我比你更便宜。”安泰农机联合社一位不愿署名的成员告诉记者，此前一些农民合作社在小区域搞垄断的现象比较严重。

　　胡孔柏说，在农机维修上，过去对于小型维修，农机合作社都会修，问题大的要到县里修，现在联合社有专门维修人员上门处理疑难问题;联合社还打算建一个储油罐，缓解农忙时用油紧张的问题，同时能节约不少成本。

　　“加不加入是自愿的。”彭泽县农业局经管站站长胡建表示，在探索农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发现目前农民合作社普遍规模小、起点低，5户就能登记一个，有些根本不能为社员服务，小农生产意识和排外心理也比较严重，是各地亟待突破的普遍难点。“生产资料统一购买缩减了成本，统一调度后不能闲置农机，通过合作社往年的财务报表看，联合社成员家庭收入要比非联合社成员高15%至20%。”

　　胡建认为，过去单个合作社要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办不了、办了不合算的事，现在办联合社就是要解决单个合作社办不好、办不了、办了不合算的事。

　　联合不仅仅体现在规模的扩大上，也包括了行业覆盖面的扩大。据了解，在山东、山西等地，一些农民合作社率先发起设立联合社，统一组织采购和供应，统一开展技术指导、产品认证、建立信息平台，统一产品质量标准、产品包装，降低了单个合作社的交易成本，也提高了农产品的议价能力。2010年12月23日，潍坊4个县市区的16家专业合作社组成联合社，涉及蔬菜、水果、粮油、养殖等多个领域，158个合作社加入联合社，以打造高端农产品销售平台为途径，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农民增收。

　　“农民合作社互联因地制宜，既有同一地域不同规模、生产类型的农民合作社，还有跨区域、同行业分支的农民合作社互联，不同类型发挥功能、职能定位、提供服务也不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群群说。

　　探索创收路径 实体经营有望“上规模”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目前大多数农民合作社停留在“服务”阶段，远未进入经营阶段，出资入社的成员还没有享受过“股东分红”。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的出现，突破了单个小规模合作社功能的局限，但联合社本身要进一步做强也还需探索创收路径。

　　“光联合不行，联合目前只是做信息服务平台，我们尝试流转土地自己经营。”胡孔柏津津乐道，现在联合社成员还是个体发展，联合社并没有分红，没有大农机、大农业板块不可能创收，联合社要打造一个实体，将来双层经营模式，一方面有农机收入，另一方面还有实体增值收入。

　　安泰农机联合社先从芙蓉村流转了373.55亩旱地试种。今年上半年，全程机械化试种100亩旱地高粱。胡孔柏算了一笔账，按照收购价每斤2.3元估算，每亩毛利可达1600元，除去土地承包费、种子、病虫害防治、收割等成本，每亩纯收入400元。下半年种油菜，除去成本每亩利润300元以上，算下来一亩每年有六七百元纯收入，“上规模”后的收入就相当可观。

　　胡孔柏说，今年年底将把芙蓉村1000多亩土地全部流转过来。“这要开全社大会讨论，比如农机需要多少，资金投入多少，还要上烘干设备，没有烘干设备是没有保障的。”但胡孔柏坦言，资金是个大问题，虽然联合社成员出资1133万元，但其中80%是以农机作价出资。

　　“农民合作社要获得贷款，必须要有抵押物，但对于这类财产作价出资银行又不认，抵押物无效，还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土地经营权作为作价入股，抵押贷款银行也不认可。”胡建说，今年彭泽县农民合作社成员出资总额已经超过4亿元，但有70%以上是以财产作价出资。

　　另一个难点是土地流转。安泰农机联合社必须在集中成片的土地上实现全程机械化，这必然涉及土地流转。芙蓉村的王大妈就不愿意把她家土地流转，年近60岁的她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虽然她现在给安泰农机联合社打零工时有时无，但若是流转了土地，自己就不自由了，且自己年龄大，不能跟年轻人一样去城里打工赚钱。

　　“80后、90后年轻人绝大多数不会去种地，农业产出不高，种几亩地根本挣不了钱，土地流转后，80%的年轻人可以进城务工，在本地打零工每天也有100多元的收入。”胡孔柏说，土地流转的前提是自愿，碰到实在做不通工作的，就用好地去换。

　　推动土地流转 政策落实需“接地气”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并提出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可以看出，国家要加快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意图明显，甚至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的“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中的“适度”二字也没有了。但必须看到，要真正实现规模经营，仍有待于土地流转问题的破解。

　　虽然“适度”二字被删去，但张群群表示，“适度规模”需要市场去检验，对于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也需要其内部去评估，既不是越小越好、也不是越大越好，从农民合作社过去的历史发展考虑，适度规模是比较合适的，不需要全国统一。

　　联合社走规模化经营的路子也必须考虑土地流转等现实难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表示，中国农村户均土地7.5亩，是日本、韩国等小规模农业经营国家的三分之一，是欧盟等中型规模地区的四十分之一，是美国等大型规模国家的四百分之一。

　　蔡继明提到，土地管理制度与相关农业政策阻碍了土地流转与集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土地流转和退出机制，进城务工的农民大都在农村保留着宅基地和承包地，农村土地的流转额不足10%，阻碍了农地向种粮大户的集中，即农地的规模化经营，使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难以推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对此张群群表示，“赋权思维”也是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赋予农业经营主体相应权利就形成一个经济组织，或者一个外部力量渗透进去，以合作社的形式提供服务，这样的经济合作组织是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的。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马文峰也强调，有必要通过立法保护联合社成员利益，防止成为部分强势成员进行利益寻租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