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家上市的中国西部银行。

　　第一家上市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

　　第一家上市的中国农村商业银行。

　　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区域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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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月前的2010年12月16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在香港H股成功上市，一举摘下多项殊荣，惊叹业界。

　　有关金融专家兴奋地说，这预示着继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批量上市之后，中国银行业的“第四梯队”——农村商业银行上市大幕正式拉开！

　　让人瞩目的背后，很少有人知晓：和国内大多数农信社一样，这家金融机构曾经也是地方政府乃至中央决策层的一块心病。

　　时间回溯到60年前，农信社曾被期盼为中国农村金融“瓶颈”的一个突破口。

　　斗转星移的60年后，农信社到农商行的“蜕变”让这个“瓶颈”的盖总算松开。

　　从找出路，到先试水——农信社“破壳诞生”一路载重难行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前身是重庆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诞生于1951年，之后，大大小小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便在重庆各区县乡镇遍地开花。

　　和山城一样，全国的众多农村信用社在那个年代如雨后春笋，都曾试图在农村金融中大显身手，试图为中国广袤的农村撑起一片蓝天。

　　但因先天“营养不良”、历史包袱沉重、风险资产过多等问题，全国众多的农信社不但普遍难以满足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需求、难以支撑“三农”经济发展，甚至连自身生存发展都面临重大危机。最终的结果是：到本世纪初，各地农信社大多乱象众生，不仅未能成为服务“三农”的主力军和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基础，这个有着近60年历史的金融机构反而成了地方政府乃至中央决策层的一块心病。

　　重庆也不例外。2000年，重庆市政府为规范管理，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行业协会管理性质的重庆市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但并未根除病灶。“全市700多家乡镇信用社、39家区县联社和1家市联社，每家都是独立经营的法人，实际上就处于700多家法人并存、三级法人体制并存的混乱状态，必然形成法人管法人、产权混乱、管理混乱的格局。”重庆市长黄奇帆说。

　　2002年下半年，重庆市政府主要领导对重庆农村信用社进行了一番摸底调研，数据显示：全市所有农村信用社，总资本金加起来只有2亿多元，资不抵债额高达47.7亿元，资本充足率是-7.09%，不良资产率近50％。当时300亿元贷款余额，就有近150亿元的不良资产，换言之，之前放贷出去的钱近一半成了坏账。这样的结果让市领导倒吸了一口冷气。

　　“随时会爆发农村金融危机，这绝非危言耸听！”一位熟悉信用社的市级部门领导回忆说，那时全市农信社总计有2000多个营业网点和近2万名从业人员，外表庞大的农信社网络和数量众多的从业人员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李凤元，重庆农商行云阳支行风险管理部经理，作为一名基层员工，见证了农信社改革发展的历程。他如是形容当年的状况：“那时农信社就是市里和各区县没人爱没人疼的‘幺儿’，其他银行不愿做的业务就塞给农信社，其他银行进不了的低素质关系户，也塞进农信社！”

　　因为社会形象差，管理人才缺乏，从业人员素质低，群众认同度低，甚至有老百姓误认为：信用社就是曾经危及金融市场秩序、国务院要求关停的农村基金会……

　　当初国家为破除农村金融“瓶颈”，先期试水“孵化“的农信社一时间被推到风口浪尖，出路何在？

　　从农信社，到农商行——借改制开启农村金融改革新“试验田”

　　面对农信社迫在眼前的金融危机和复杂情况，是改革发展还是任其自生自灭？又能否在错综复杂的农村实行金融改革，这成了令无数权威专家头痛的“国家级”难题。

　　争论中，一条大的主线是毋庸置疑的：本已十分脆弱的农村经济，如果没有金融的“输血”，肯定无法实现跨越发展，中国缩小城乡差距就会是一句空话！

　　变则通，通则久。

　　对于农信社的现状，各级部门自然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底。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方案》，提出要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加快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8个省市进行试点，重庆成为改革试点单位之一。

　　“重庆市农信社本来不在改革试点之列，后来之所以能‘挤’进去，一方面是因为前期改革沉淀了一些基础，但更主要的筹码还是市里主导确定的‘三管齐下’战略。”说起这段历史，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崔坚深有感触。

　　之后，在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的操刀下，重庆农信社开始了“三管齐下”的改革战略：扩充资本金，消化不良资产，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在扩充资本金方面，从2002年的2亿多元发展到2007年初的16亿元，再到启动农商行改制增资扩股至60亿元。

　　在消化不良资产方面，2003年深化改革以来，国家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置换信用社不良贷款。重庆抓住这一机遇，全市39家县级联社获得票据总金额达24.1亿元。历经4年多努力，全部实现票据兑付，有效化解了历史包袱。

　　此外，市政府出资10亿元，8.4万户股东也自愿出资36亿元消化不良资产，加上自身努力清收盘活约15亿元，共计消化处置不良资产近60亿元。2008年4月末，不良贷款率首次降至13%以内。

　　在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2003年，将全市729个乡镇农信社法人撤并为39个，每个县一个法人。从2007年9月起，经过近10个月努力，克服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实现了从“两级法人”股份合作制到“一级法人”股份制的质变。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经历三大“蜕变”后，重庆农信社发生完美质变。2004年至2007年的4年间，全市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净增514亿元，累计实现利润20.5亿元，分别是统一县级法人前4年的2.5倍和3.7倍，相当于再造了两个信用社，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国务院领导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肯定“重庆农信产权制度改革走在了全国前列”。

　　200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重庆作出“314”总体部署，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历史机遇下，黄奇帆提出一个新的重大决策，“整体谋划、全市统一、创造条件、一步到位”，组建全市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助推城乡统筹发展。

　　2008年3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组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请示》上亲笔批示：“要加强指导，注意总结试点经验。”定案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成立，并高度肯定了过去5年重庆农村信用社艰辛改革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春雷第一声。2008年6月29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在历经57年凤凰涅盘之后挂牌成立，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第三家、中西部首家省级农村商业银行，注册资金60亿元，是全国注册资本金最大的农村商业银行。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在香港成功上市

　　从一步棋，到满盘活——重庆“以城哺农”模式开启新篇章

　　“体制不顺，产权不清，包袱沉重，是危及农信社生存和发展的‘三座大山’。”重庆农商行董事长刘建忠对最初的战略规划记忆犹新，“事实证明，正是‘三管齐下’战略的贯彻实施，才使得一个危机重重的农村信用社在短短5年时间内成长为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农村商业银行。”

　　一着棋活，满盘皆活。重庆农商行能否这样完美谢幕？

　　国家深化农信社改革，最终目标是让这类金融机构最有效地服务“三农”，以此为“突破口”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这才是决定这场改革成败的关键。

　　为了完成这一使命，重庆农商行在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进程中，无论“牌子”怎么变，始终不偏离服务“三农”航向，“改制不改向，改名不改姓。”在推进统筹城乡金融发展、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试验”中，走出了一个农村商业银行“以城哺农”的新模式。

　　重庆是个大城市带大农村二元结构矛盾十分突出的城市，在城乡3200多万人口中，有约2100万农民。前几年，因为农村贷款利润不高，甚至没有利润，一些国有商业银行都在收缩农村网点，特别是在三峡库区中的部分网点。重庆农商行却“不退反进”，大肆搞“农村运动”，积极推进全市金融服务空白乡镇的覆盖工作，大规模“抢滩”农村。至今，重庆农商行已在县域地区拥有31个支行，设有1457个网点，实现了重庆所有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

　　针对农业贷款“点多、面广、量小”，贷款成本较高的现实，为了实现了社会效益与自身效益“两不误，两促进”，重庆农商行“抽肥补瘦”，助推城乡统筹发展。具体操作中，就是让城市中心区的分支机构像商业银行一样运作，参与市场竞争找利润空间；让三峡库区、渝东南、渝东北“两翼”地区这些欠发达地方的分支机构立足“三农”。

　　“说实话，在乡镇上的一些网点，有时候一天没有几笔业务，可能连成本都不够。”重庆农商行城口支行行长王平告诉记者，类似的情况在各个区县都存在。可各支行还是干劲十足，因为总行坚持“分类指导、区别考核”的协调办法，考核分配时予以倾斜，农贷利息收入的20%直接调增经济利润、增加支行绩效，“三农”支行绩效薪酬提取比例、不良贷款率、迁徙率可高出城区支行2个百分点。“这些差别化的激励政策，让我们做工作的积极性非常高！”

　　农村贷款还存在风险高，缺少抵押的客观事实。为了破除这一“瓶颈”，重庆农商行又积极探索了包括林权抵押贷款、农村居民房屋抵押贷款、农机设备按揭贷款等多种新型涉农贷款产品，在打通农民贷款“绿色通道”的同时，较好地规避了风险。

　　在距离重庆主城较为偏远的巫山县，陈国潮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猪状元”。此前一直辗转山东、广东等省打工，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索性决定回乡创业。可等夫妻俩用打工积攒的15万元积蓄建成生猪养殖场时，却再也没有资金购买仔猪和饲料了。就在自己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听邻里说有家银行在发放“返乡农民工创业贷款”，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急匆匆地跑到了重庆农商行巫山支行。让他没想到的是，10余天后，银行亲自把30万元送到了家门口。“养殖场当年的纯利润就有10余万。”为了感恩，陈国潮没等银行催收就早早地偿还了贷款利息。

　　“与其他同期限同档次贷款利率相比，我们还可以享受5%—10%优惠利率。”这更是让陈国潮如感“天上在掉馅饼”。

　　是“务农”好，是“进城”强——重庆农商行交出“双赢”答卷

　　时下，很多金融机构在“务农”与“进城”之间左右摇摆，到底怎么走？重庆农商行的“先行之路”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实践出真知，企业改制后，通过加强内部管理，规范业务流程，重庆农商行资产质量逐年提高，经营效益一年比一年好，充分验证了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正确思路。据统计，到2010年12月末，重庆农商行资产总额达2842亿元，比2008年成立时增长1054亿元，增幅59%。存款余额2057亿元，居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第一位，比成立时增长980亿元，增幅91%。贷款余额1220亿元，居全市第四，比成立时增长506亿元，增幅71%，存贷比59%。不良贷款余额从成立时的82亿元降至23亿元，降幅72%。不良贷款率1.94%，比成立时下降9.58个百分点。

　　重庆农商行向人们证明：认真服务“三农”，不死盯城市“阔佬”，银行在广袤的农村同样也能赚钱，而且能实现“互惠互利”的可持续发展。据了解，2010年12月末，重庆农商行涉农贷款余额达501亿元、占贷款总额的41%，比成立时增加204亿元、增幅68%，涉农贷款居全市第一、市场份额达四分之一。但在前12个月里，不仅没有亏，反而赢得钵满盆满，实现利润总额41亿元。

　　重庆农商行让大家懂得：除了实现间接融资的主导作用外，在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有力引导下，农村金融风险在降低的同时，潜在市场也越来越被看好，因此，农商行还可借助直接融资渠道，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去年末，重庆农商行正式登陆香港联交所，总共发行21.86亿H股，发行价为每股5.25港元，募集资金114.74亿港元，从国际资本市场“淘”的“第一桶金”夯实了重庆农商行服务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

　　此间，有人士担忧，由于农村金融的风险性等，可能让这场融资面临风险。但重庆农商行在香港H股的坚挺表现让担忧者吃下定心丸，半月后的2011年1月5日晚10点12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全额执行绿鞋的公告于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标志着此次H股发行的超额配售权得以成功执行，而执行超额配售权后H股上市发行的总融资规模超过17亿美元，一跃成为2010年全球银行类企业第二大规模的IPO。不仅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IPO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还揭开了重庆市国有企业和银行企业通过海外资本市场运作发展壮大的新篇章。

　　“近年来，‘三农’出现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如取消农业税、增加种养各类补贴、农村养老保险逐渐健全、合作医疗基本覆盖、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以及农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国家投入和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加大等，农民收入逐年增加，农业抗风险能力明显加强。”重庆农商行董事长刘建忠说，加上拥有独一无二的“城乡联动”业务模式，重庆农商行得以实现“两条腿走路”的业务持续发展。

　　在他的办公室，记者看到这样一份发展蓝图：重庆农商行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区域性商业银行，力争到2015年末，实现资产规模突破7200亿元，存款余额突破6000亿元，贷款余额突破4000亿元，年度净利润80亿元以上，分别达到2010年末的3倍左右，不良贷款率自2012年起控制在1%以内，净资产回报率保持20%以上的水平。其中，涉农贷款余额将达到1300亿元，不良率控制在2％以内。

　　因为夺目的改革成绩单，黄奇帆曾经这样评价：“如果满分是百分制，我给农商行打95分。”

　　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超过80家农村商业银行，其中张家港、常熟、江阴等农村商业银行已在筹备上市事宜。现有的“重庆模式”让人不难想见，中国从农信社到农商行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对未来城乡统筹发展的助推作用定能四两拨千斤。

　　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60载风雨探索，重庆开垦下的这片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试验田”，有力地告诉说：银行在广袤的农村田野也能结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