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代表观点之三

高考地域歧视 责任根源在教育部

“高考制度不公平，根源在教育部！”8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工商联副主席、河南怡和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刚表示，准备联名五六十名人大代表，共同质疑教育部。王刚代表认为，教育部才是“造成高考制度严重不公平的根源”。

　　8日，记者看到了王刚代表写的一份准备提交全国人大的《高考制度严重不公平的根源在教育部》的批评建议。在这份材料中，他列举了教育不公平的五大弊端，“成绩优秀的高分考生进不了大学，低分的反而混进去，不利于国家培养人才” ；“处于高考‘高地’的师生面对残酷的竞争”，导致出现“高考移民”等。

　　王刚告诉记者，山东、河南、湖北等省每年高考的学生都非常多，竞争非常残酷。现在虽然进行了分省命题，同样的分数，在北京可能上北大，但在高考生源大省，却是不可想象的，这就导致客观上的地域歧视、严重不公平。

　　王刚说，出现这些教育不公的问题，根源就在教育部，是教育部的高考政策出现了问题。 他在写好的建议中表示，“高考制度的公平性绝不是可以敷衍塞责的小事，其既关乎国家的未来，又涉及家庭、个人的前途命运。今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教育事业的部署，第一条就是促进教育公平。”

　　王刚认为，“高考应当实行全国统一命题、按统一标准录取，只有这样，才是合法的、公平的。偏离了这一点，任何所谓改革措施都是违法的、不公平的。”

　　“去年我就提过这个话题。”王刚告诉记者，这个问题提出来后，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今年再次提到这个话题，现在他已把批评建议写好，准备联系五六十名代表共同签名，然后就提交上去。希望这份批评建议能引起教育部的重视，也希望教育部能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改变目前这种教育不公平的现状。

加快农村危房改造

“农村危房和破旧房在中西部农村地区比较普遍，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建议参照廉租房建设的补贴标准，加快农村危房改造进程。”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发改委主任米东生５日说。

米东生表示，现在国家对城镇住房困难群体高度重视，加大了投资力度，有望在３年内基本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但是在农村，住危房和破旧房屋的还大有人在，除了少部分能得到补助盖房，多数想盖新房也无能为力。

“现在加快农村危房改造，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米东生分析说，一方面，改造农村危房是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有利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另一方面，这项工程将显著地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因为盖房必然需要大量的建筑和装修材料，盖好了还得买一些家具和家电。

按照现在的政策，城市廉租房建设和因自然灾害毁坏的民房重建，能获得大约２万元的补助。米东生算了一笔账，参照这个标准进行补助，以１０００万户计算，大约需要２０００亿元的补助资金，如果由中央、省和市三级财政分担，分三到五年实行，筹措这笔资金并不是十分困难。

“如果有了政府２万元的补助，农民只需要自筹３万元左右，就能盖起一层的砖混房；自筹８万元左右，就能盖起两层的楼房。再通过银行小额贷款，政府提供部分贴息支持，将极大地调动农民盖房的积极性。”米东生分析说。

“盖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将有助于解决留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使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米东生说，“建议国家早日启动这项工程，使农村千千万万住房困难家庭从中受益。”

加强4万亿投资监管

　 “有的单位挤占挪用专项资金，有的个人套取资金牟取私利，有的项目只重申报不重实施……从各方面特别是基层反映看，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吴建平指出，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使部分财政资金损失浪费，政策目标难以实现。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实施总额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纷纷就加强4万亿投资监管提出建议。他们认为，关口前移、跟踪审计、公开透明是三个关键点。

　　关口前移　未亡羊先补牢

　　“投资4万亿元为的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这笔钱决不能乱花。各级政府一定要把资金用在相关项目上，一分钱也不能挪用；资金一到位就要立即用起来，形成实物量，一分钱也不能滞留。”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常务副省长于来山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切实抓好项目前期工作，不能出了问题再处理，那样损失也难挽回了。

　　以往的教训证明，在政府扩大投资过程中，确实容易出现一些项目准备不太充分、地方配套资金差、估计不足概算调整等问题。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杨庆育指出，这就需要把前期工作做扎实了，通过中央检查组、项目稽查办等，严格检查审批手续是否合规、资金使用是否规范等问题。

　　据了解，重庆市审计机关就对扩大投资实施了提前介入。

　　“我们从中央投资中获得了42．8亿元。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审计项目，先看投资是否符合中央方向、是否及时开工、对‘保增长’作用会怎样。今年1月，专项审计开始进行，现在看，项目资金总体上落实比较好。”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审计局局长王耘农说。

　　跟踪审计　保质量促效益

　　去年，审计署在对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时，采取全过程跟踪审计的方式，取得了良好效果，既保证了未出现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又促进了相关款物的有效使用。有代表认为，对于4万亿元投资的审计监督也应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

　　王耘农代表说，审计机关及时跟进的好处有两点：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做出相应处理，规范资金运作；另外，还可以从完善相关制度的层面上向各级党政机关及时提出建议，发挥审计的建设性作用。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突出强调了保障投资项目工程质量问题的重要。他说，所有工程建设都要坚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给子孙后代留下宝贵财富。

　　代表们认为，全过程跟踪审计恰恰有助于促进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发改委主任唐修亭指出，要保障中央新增预算内投资的工程建设质量，就要对项目前期审批、项目招投标、实物工作量以及资金使用管理等进行全过程的稽查和审计。

　　公开透明　接受社会监督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日前表示，今年，审计机关将围绕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个中心，加大对4万亿元投资中重特大投资项目、重特大资源环境保护项目、重特大民生工程项目、重特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等的审计，审计结果将向社会公告。

　　代表们认为，在投资项目实施过程坚持公开透明，有利于通过社会监督机制促进投资监管。

　　“要避免政府投资出现问题，我觉得应把握好两个环节。一个是实行严格的工程招投标制度，让每一个政府投资工程都成为‘阳光工程’；另一个是要加强绩效审计工作，建立审计公示制度和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的氛围。”全国人大代表、辽阳市市长唐志国说。

　　在这次人代会上，吴建平代表专门就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出建议：“专项资金的设置、审批、拨付要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她认为，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外，财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应当公开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发放对象，以及申请使用专项资金的条件，增强透明度，决不能“暗箱操作”。

　　有代表建议，对于中央下发资金的使用情况，各省级统计局应定期公布；新增投资资金，应由发改委调动各厅局分项目、分月监督，发改委每月进行通报。

家电下乡的受惠范围应扩大到城市低保户

今天上午9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会议开幕前，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接受了新华网记者的专访。作为国内家电龙头企业的“当家人”，李东生希望“家电下乡”的范围扩大到城市的低保户，并且把最高限价从2000元提升到3000元，这样厂商可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

　　针对目前有媒体报道“家电下乡”的一些产品价格比城市更高一事，李东生表示，这只是个别现象，并承诺TCL不会发生此类事情。

　　谈到金融危机对TCL的影响，李东生代表说，去年TCL的海外销售下降了40%，但由于国内市场销售良好，所以与前年的销量基本持平，而且由于国内刺激经济举措的逐渐生效，今年的销量还有望增长。

建议国庆特赦按新法无罪的服刑犯

“在我国的服刑人员中，有一部分按现行的法律标准可视为无罪的，应在建国60周年大典上予以特赦!”，全国人大代表、西政法学院院长陈忠林近日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建国60周年实行特赦的建议》。同时他还代为转呈我国刑法学界著名人物-高铭暄教授、赵秉志教授关于国庆特赦的建议。

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曾有政协委员提议在国庆大典特赦轻刑犯人，引发争论。

“我提出的特赦是有特定条件的。在服刑人员中，尚有部分人如按现在的刑法标准，可视为无罪或是免除刑罚的，就应该特赦。”陈忠林说，当逢国家特大盛典赦免一定条件的服刑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当今世界各国较为流行的通例。

陈忠林解释说，法律是一个不断完善过程，我国刑法就曾经多次修改。依据现在的刑法标准，一些服刑人员已经没罪了。

学者观点

70岁以上或重病犯人都特赦

陈忠林还代为呈交高铭暄教授、赵秉志教授《关于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实施之际实行特赦的建议》。

两位教授在建议中谈到，这次国庆特赦主要关注四类人。

1.侧重适用于犯罪性质不严重、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的未成年犯、过失犯、初犯、偶犯等情形；

2.就原判刑罚和残余刑期而言，宜限定为宣告刑不超过5年有期徒刑且已服刑三分之一以上者；

3.从排除适用范围上讲，对累犯以及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性犯罪不宜特赦；

4.从犯罪主体角度看，年满70周岁或者因身患严重疾病而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犯罪人，则可以作为前述情形之例外而适用特赦。

简单说就是，这次特赦只能针对已受罪刑宣告，并已服刑一定期限的某些符合特定情况的犯罪人，免除其残余刑期，并恢复其公民权，使之享受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待遇。

由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

高铭暄、赵秉志教授还在建议中设计了特赦程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特赦工作委员会作为常设性赦免事务机关，然后由地方相应司法机构提出在押罪犯的罪行、表现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司法部进行实质审查，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工作委员会形式审查后，形成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具体报告书和建议书。

在接受特赦工作委员会的报告书和建议书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作出是否特赦的决定。如果决定给予特赦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特赦部分普通刑事罪犯的决定》，并由国家主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发布。再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具体的审查意见发布特赦通告，确定特赦的具体名单，并最终向被特赦者发放特赦通知书。

建议黄金周设在端午节

如果要为拉动内需而恢复黄金周，不妨考虑设在端午节前后。昨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何星亮写出提案，建议政府在每年5月28日至6月5日期间，也就是端午节前后恢复“黄金周”，兼顾“拉动内需”和“凝聚民族传统文化”。

今年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结合今年要“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国家任务，提出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建议。

“但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要恢复黄金周，不如改在端午节。”何星亮有自己的理由，首先，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各地、各民族的端午节习俗也不尽相同，如赛龙舟、包粽子投江等，各有特色，“相信在五彩缤纷的端午民俗吸引下，将会有比‘五一’黄金周更多的人出游，刺激旅游消费”；此外，端午节更有利于外出旅游和休闲。端午节全国各地气候温和，雨水较少，较适宜旅游。

建议将918事变改称918战争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又一次提交议案，建议修改历史教科书，将“918事变”改为“9·18战争”。这是冯世良第三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同一提案。

　　冯世良认为，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9·18”事变、77事变是日本叫出来的，日本把“9·18”战争称为“9·18”事变，是为了模糊战争性质。日本将战争叫事变，是为了逃避战争罪。应该用“9·18”战争、“7·7”战争取代“9·18”事变、“7·7”事变。

　　冯世良认为，改称“9·18”战争，就会使日本侵华战争罪行钉在日本历史的耻辱柱上，就有利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实现。“9·18”是抗日战争的起点。

　　此外，冯世良还提交了《关于建立国家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的提案》。他认为，建立国家级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是宣传抗战胜利的光辉业绩，深刻总结重要的历史经验，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他提出，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是在南京进行的，因此这个国家级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应该建立在南京。

建议农村生源大学生回乡就业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在谈到大学生就业问题时说，要化危机为契机，鼓励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回乡工作，这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扭转新“读书无用论”风气、改善农村人才结构的措施，一举多得。

　　他建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420亿元的就业资金中，应尽快安排一部分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和鼓励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回乡工作，培养农村新型人才。

　　李建保介绍，今年毕业的610多万大学生中，有15％－17％来自农村，总数约有100万人。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有不少人在城市难以找到工作。

　　“培养一名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和培养一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成本是不一样的，许多家在农村的大学生，为了上学几乎倾尽家财甚至举债，这样高成本读出来的大学生不能就业，对其家庭是个很大的打击，也会使‘新读书无用论’越来越成气候。”李建保说。

　　他认为，鼓励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回乡就业，特别是支持农村困难家庭里的大学毕业生回农村就业，其直接效果是为其解决了就业和温饱问题，间接效果是有助于鼓励农村学生勤奋读书，有利于扭转农村“教育致贫”“读书无用”的不良风气。

　　他表示，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危机，也是改善农村人才结构的契机。“这些年来，城乡差距在拉大，实际上，与收入、生活水平的差距相比，人才的差距更大！”李建保说，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更容易回到农村，因为他们对家乡有感情，能“留得住”“用得上”。

　　“现在是一个契机，应鼓励农村生源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支教、为‘三农’服务。”他说，“三五年内，我们的基层干部素质和农村教师素质就会得到大的提升！”

建议人大追责政府失误投资

“四万亿”扩大内需投资计划成为今年“两会”热点之一，其资金与项目的监督也备受关注。

民盟中央日前向全国政协大会递交提案建议，应尽快完善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最重要的追究主体。

民盟中央在提案中表示，根据现有体制，倘若出现政府投资的失误案例，责任主体难以认定。此外，由于目前责任追究制度的实施主要依靠行政管理关系，极易导致行政管理者自身权力越大责任越难追究。

民盟中央建议，完善政府投资制衡机制，加强审计监督，完善重大项目稽查制度，建立健全协同配合的投资监管体系。

此外，民盟中央还建议对于审批、管理、监督等政府部门及其相关责任人员，尚未构成犯罪的，可以行政处罚为主；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的，除追究责任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外，还应追究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也应依法追究刑责。

在四万亿投资中，约有1万亿将投入地震灾区重建。四川等地纪检监察部门将如何管好这笔钱？昨日，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下简称赵）接受本报专访。

对话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接受专访，谈灾后重建项目监管

“引入民意是最好的监督模式”

新京报：对四川来说，扩大内需项目和灾后重建是重叠的。全国人民都高度关注，项目的监督会怎样进行？

赵：据我了解，目前四川的项目大部分都确定了，正处在招投标阶段。我们已经派了200多个监督干部到重灾区去现场监督，这就是所谓的关口前移。

新京报：是否发现了问题？

赵：总体比较好。当然上次中央检查组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项目审报时，有官员把已建成的学校又报了一次，想套取资金。还有的项目不经招投标，县委书记直接指定了公司。这些人都已被处分，处理方式都是撤职。

新京报：有震慑作用吗？

赵：刚才说的基本上是小项目，大的项目前普遍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为了保证（审批）程序，进度又会慢下来，上面都在不停地催，所以基层官员压力也很大。四川提了一些思路，比如“程序不减，周期缩短”，或者叫“提速不越轨”，就是希望每个项目都经得起考验。当然实施难度也很大。

中纪委提前介入前所未有

新京报：在你看来中央对四万亿的监管有什么特点？

赵：舆论对四万亿的关注度前所未有，中纪委监察部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能不能保证不出现烂尾工程、豆腐渣工程、政绩工程，不出经济犯罪，我们只能反复强调：一定要按照程序。

另外中央派了24个检查组，项目还没立项就开始介入资金的拨付和监管。项目确定也有严格程序，发改委、环保、国土部门的审批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地方纪检监察也在不断下发文件强调工作的严肃性。

新京报：中纪委以前是否有过提前介入项目建设？

赵：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以前都是事后监督，就是一个项目完成后倒推检查，但往往倒查就会发现太复杂了，很多问题难以落实到具体的人和部门。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难？

赵：政府实施一个项目，过程很长，环节很多，涉及部门很杂，所以在责任（认定）上就有困难。而且我国经济发展很快，到建设完成后，（项目）可能又发生了变化，很难追究具体人和部门的责任。

新京报：现在的究责主要是针对经济犯罪，如果项目本身失败，是否可以追究？

赵：这个目前的确是有问题的。目前的责任追究还只限于官员有没有渎职，有没有经济犯罪。对于一些不成功的项目，导致了一些浪费或者环境问题的，应该说没有明确的追究制度。当然，如果社会影响大或者造成了巨大损失，还是可以通过法律党纪政纪来处理。

“第三方监督的想法很好”

新京报：对这次四万亿的项目，民盟提到“让人大介入监督”，是否可行？

赵：这种让第三方来监督的想法很好。但是，是否一定让人大来做这很难说。四川有一些好的做法，比如在农房重建中，我们吸收了灾民的意见，专门由村民委员会来征求意见。从确定项目到建什么类型的房子，都公开征集。村民可以直接监督投资组采购组。我认为，在这种民主和公开的体制下，很难有大的问题。引入民意是最好的监督模式，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什么问题都提前发现了。

应尽快制定户籍法解决人户分离现象

“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现在户籍管理方面‘人户分离’现象严重，给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相当的困难。”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天津市委会副主委曹大正说，“我建议国家能尽快制定户籍法，解决‘人户分离’问题，加强大城市户籍管理。”

　　曹大正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不断改革，社会关系发生显著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游离于过去的单位体制之外变为“社会人”，单位的社会控制功能逐步弱化。

　　曹大正在工作调研中发现，目前我国户籍管理主要依据１９５８年制定的户口登记条例。“但是，这十多年来，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商品房已成为居民住房的主体，城市建设拆迁加速城镇居民流动，新农村建设撤村并镇也加速了村民的流动。这些流动是造成人户分离的主要原因，也给户籍管理增加难度。”

　　曹大正说，“城镇拆迁，政府给予货币补贴，但是一些居民无经济实力购买商品房而选择租房，由于居住条件不稳定，户口仍保留在原街道，造成人户分离；居民购置的商品房坐落在郊区，购房户不愿把自己的户口落在郊区，造成人户分离；有些公民户籍意识不强，虽多次搬迁调整住房但不迁户口，人为地造成人户分离；一些‘社会人’在外经营，为领取社会保障金有意不迁户口，居委会等基层管理组织无法核实这些‘社会人’的经济状况。”

　　曹大正建议，国家应该尽快制定相关的户籍法，统一全国“户籍薄（册）”的基本信息，为构建覆盖全国的户籍网络体系打好基础，强化管理部门间信息沟通，做到户籍管理无缝衔接；明确居委会社区、物业公司在户籍管理中的责任和义务；要充分考虑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等部门对户籍管理的要求，力求户籍管理统筹协调；此外，对失地农民、无业居民，应特别注明这些群体的户籍管理。

质疑三鹿问题奶粉曾获国家科技大奖

在8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助理马大龙谈到，三鹿集团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的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相关产品，其研究项目竟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对此，马大龙认为，有必要反思并改革我国科技奖励制度。

　　马大龙说，三鹿集团“新一代婴幼儿配方奶粉研究及其配套技术的创新与集成项目”曾获得过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随后相关产品却被查出含有过量三聚氰胺。马大龙称，“这一现象损害了国家科技奖励的尊严，暴露出当前科技奖励制度的某些弊端。”

　　马大龙剖析，由于我国科技奖励体系依附于行政体制，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难免受到行政干预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一些科研人员一方面不得不频繁地从事“成果包装”、“人情公关”等事物，另一方面又在拼命追赶科研进度，长期处在这种状态下的科研人员身心疲惫，连专心从事科研活动都难以做到，更别说创造出一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