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百姓话题之三

八成网友力挺“劝退”刘翔 四肢发达未必能议政

7日，在美国接受治疗的全国政协委员刘翔与师傅孙海平、田管中心总教练冯树勇乘飞机回上海，昨晚抵达。因连续两年缺席全国政协会议引发的争议，再次被引爆。特别是，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著名钢琴家刘诗昆日前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我要是刘翔就主动辞职”，此观点在网络上获得八成的网友支持率！

刘翔回国但不上京

昨日，央视报道了刘翔一行从休斯顿出发乘机回国的消息。这多少令大家有点意外，因为之前的消息一直是他3月10日回国。而正因这个时间安排，导致了他缺席政协会议。

本来，有传言称刘翔会抵达北京，这不禁让人期待他会否赶来开政协的会，但有记者在首都机场守了3个钟头后希望落空。后来据悉，刘翔是回上海进行康复后的适应训练。

刘诗昆谈到刘翔缺席时表示：“要是我就主动辞职”。

今年70岁的刘诗昆25岁就当全国人大代表，已经有几十年的“两会”会龄了。对于“刘翔两年不参会”，刘诗昆直言，当代表委员不是荣誉，而是要积极履职，“是我就主动请辞！”

令他气愤的是，他在九届全国政协文艺组时，同组居然有一个委员连续5年没有参加一天会议！“这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白白浪费了一个宝贵的席位！”

“张海迪坐着轮椅都来开会”

刘翔的回国，加上刘诗昆日前的“如果是我就主动辞职”言论，再次引爆网络。在搜狐网上，截至昨晚9时，在2万的投票中，89.77%网友认为刘翔2年缺席政协会议是严重的不履职行为，只有6.99%的网友认为为准备比赛或养伤缺席情有可原。而80.36%的网友表示既然刘翔没空开会就辞职算了，16.83%的网友表示，就算不开会，也要写提案，平时也要履职。

也有些网友对刘翔表示理解，他们说：“刘翔是有原因的，不能因为开个会而耽误养伤和正常的训练吧，这样的会要开10天左右，刘翔现在的情况耽误不了这么多时间，但他在网上看两会，建议也会提的。”

但更多网友对刘翔提出了更严格要求。有网友不留情面地说：“开会怕耽误训练？太可笑了，拍广告的时候怎么不怕耽误训练啊？”有网友说：“刘翔现在都能走路了，张海迪坐着轮椅还来开会呢，很多商人委员也是放下自己的生意来开会啊。”

还有网友半开玩笑地说：“备战北京奥运四年备出了大伤腿退赛，参加政协会又是伤脚缺席，可以啊刘翔。”甚至有网友提出：“刘翔自己跑不了都知道退出，为什么还占着政协委员这个位子？”

“四肢发达未必能议政”

事实上，屡次为国争光的刘翔一直是大家喜爱的运动员，网友并不是针对他，而是对近年明星委员缺席会议现象的反思。

有网友就精辟地表示：“跑得快，只说明他四肢发达，但未必说明能履行好政协委员的职责。一句话不说而浪费宝贵的席位，那就显得头脑简单了！”有网友反思说：“近年一些歌星、体育明星成了什么政协委员，值得深思。不是说这些人不能当什么委员，但也得看看这些人是不是有从政意识和从政能力，具备不具备资格。”

有网友提出：“其实不用他自己说出来，国家直接就应该开除他。”这不禁让人想到广东就对政协委员有“请辞”机制，汕头市近年“请辞”的政协委员中，就包括前跳水奥运冠军孙淑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还曾将不履职的委员斥为“尸位素餐”。目前，全国政协尚无硬性“辞退”规定，在巨大的压力下，刘翔会不会遗憾地成为第一例呢？

出租车公司要不要取消

主持人骆新：人人都说出租车好，但是出租车这个行业的甘苦有多少呢。这里是正义网、腾讯网联合给你带来的两会听证会，我是骆新，今天我们在现场请来两位嘉宾专门跟我们探讨探讨出租车行业的发展问题。坐在我左边的这位是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主任，也是长期关注北京出租车情况的一位学者叫郭玉闪，郭先生。

郭玉闪：大家好！

主持人骆新：在郭先生对面坐的是来自于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同时他也为很多出租车司机打过官司，他是沃兴伟先生。在现场也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们。

其实在过去一年是出租车事件频发的一年，11月3号重庆市主城区的出租车司机开展了维权活动，在海南三亚和甘肃的永登县也分别都发生了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在去年10月下旬，云南西双版纳就已经发生过400多名客运司机集体维权的事件，这些行为的背后肯定折射着各种部门利益的博弈，当然也反映出目前出租车司机们所处的困境，这种困境应该怎么解决？因为我们都知道出租车其实是承载着某种政府公共政策的产品，那么这个产品的优劣好坏，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主要话题。在探讨之前我想拿重庆市司机这个事先来跟二位做一个探讨。重庆市司机维权主要提出的诉求有几个，第一个是现在油价偏高，他们运营的成本偏高，而运价偏低，出租车的份钱又太高。您认为哪一个方面是这次出租车司机维权的主要的原因？

郭玉闪：出租车司机维权原因很简单，就是负担太重了。

主持人骆新：还有一个原因是黑车太多。

郭玉闪：出租车维权，前面也提到一些事件，其实这个维权不止是08年才有，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从04年开始，几乎是每个月就能发生1.5起这样的活动，每年都有两三起非常大规模的、一起维权的事件，其实每年都有，但是2008年有一个特殊性，2008年10月份以后差不多是在接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维权了有20起。这个频率远超过以往，差不多在30、40天左右就发生了20起，以往可能一年就发生十几起。司机的维权不是一个新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只是因为去年维权的频率过于集中，所以大家才突然间发现到原来是一个大问题。

司机会维权一个非常直接的原因就是负担太重，而且这个负担无法转嫁，价格是政府控制的，他也不能随便调，而且从这个利润当中整体划给公司的这一块，他又没有能力去调整，公司的收入是非常刚性的，油价涨了，这些成本涨，你只能继续承担，然后整个经济一旦滑体，这个行业的利润空间压缩，那他们马上就维持不下去了，原来可以勉强维持，现在维持不下去了，所以他只好采取一些手段来申诉他的要求。但是这些申诉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我觉得都需要仔细分析。

主持人骆新：您如果要给出租车司机或者是整个行业提出一个改变的话，您觉得关键点在哪儿？

郭玉闪：关键点就是数量管制。这是最大的问题。

主持人骆新：不能太多了。

郭玉闪：不是不能太多了。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或者说这个行业可以运营的车辆是由政府给出来的，但是关于这个城市需要多少辆车的这个判断几乎没有成功过。北京现有6.66万辆的出租车，但是北京的黑车数量早就超过这个数字了，04、05年北京交通执法大队已经给出的一个数字是7.2万辆，但是在我看来差不多要接近10万辆，这么庞大的一个黑车市场是远超过正规市场的，由于我们的数量管制，我们就把这一块打成非法，进行打压。在这一块，我认为，出租车行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数量管制。

主持人骆新：只要取消数量管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郭玉闪：我们先说说数量管制带来什么问题，数量管制带来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行业的利润，我说的利润不是司机挣到的钱，而是单辆车每个月产生的利润，如果以北京为例子的话，北京的一辆车，一个月的利润至少有1万，纯利润。这辆车除去营业额减去运营的油费，减去维修费，减去司机的人力工资，剩下的钱能有1万块钱左右，这1万块钱并不是到司机手上，更多的钱是到公司手上。公司比如说当班车一个月，公司至少要拿6000块钱。这一块产生的纯利润当中差不多有60%是被公司拿走了，所以数量管制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高利润，它是一个暴利行业，因为没有竞争。

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行业的复制量非常低，因为你随便拉都能拉出钱来。

主持人骆新：全北京市就一辆出租车，随便跑都能挣到钱。

郭玉闪：我们一直有一个数字，北京的出租车空驶率很高，实际上北京的出租车的空驶率是一个运营成本，这么高的空驶率都能维持下去，可见这个行业的利润是很厚的，你可以不讲究你的服务，你就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拿到一笔钱。这是出租车行业的数量管制带来的第二个后果。

第三个后果就是我们说的黑车。我们一直在呼吁应该叫黑车是便利车，因为像北京的情况，开黑车的司机很多都是从正规车司机出来的，都是老司机出来的，因为他面临选择，你在公司里面挣的钱与你在开出租车里面挣的钱肯定是不能比的，很多司机都离开了，离开了就转去开黑车。对于老板来讲，他也希望这些老司机走掉或者是北京市民来开这个车，因为这些司机比较会闹，一旦负担重的话，他会折腾。但是如果说我找郊区的农民来，他不会折腾的，相比他们在务农方面的收入那是要高多了，忍耐力也比较高，三险一金和五险一金不给他办，他也不会闹。你去问北京市街头的司机们，他们没有份儿钱的概念，他们有一个“纯份儿”的概念。

主持人骆新：黑车多是一个什么概念？

郭玉闪：黑车多使它的服务质量变得更低，好司机他可以流动走，北京的出租车公司的老板也希望找一些听话的人进来。这样相比而言，质量就开始下降了，我们都知道，出租车行业是一个很暴利的行业，我们的居民花了这么多钱，养了这么一个昂贵的行业，实际上我们得到的出租车行业的服务是很低的。

主持人骆新：郭玉闪一直滔滔不绝，咱们得留给沃先生一点时间。沃律师，刚才郭先生的意见，您是持支持还是反对的意见？

沃兴伟：我认为出租车司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去年《劳动法》颁布之后，出租车作为劳动者的法律意识被唤醒了，他们会想我的工资在哪里，我的保险在哪里，我的加班费在哪里，他感觉自己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必然会采取行动，我觉得这些出租车司机的要求还是很简单的。他的想法是我应该获得劳动权益，我应该像一个劳动者一样具有一个劳动者的尊严，出租车公司应该给我最低工资的保障，应该给我加班费，应该给我上社会保险，所以说他们才会有这些行动。我想出租车司机的这种行为，并不是他能考虑到出租车管理的这些问题，他只是考虑到我干了这么多的活儿，可能我挣不到一个最低标准的工资，或者是我这么辛苦，没有给我加班费，他当然感觉心里很不平衡。如果我作为一个律师，从我的角度来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劳动权益受到了侵害。

主持人骆新：他被谁给侵害了。

沃兴伟：他作为一个劳动者，他被用人单位侵害了，用人单位应该给他开工资，用人单位应该给他加班费，他得不到。他觉得《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他没有得到甜头，农民工都上保险了，农民工都有加班费，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我享受不到这些待遇，我交了份儿钱，我挣的多还是挣得少，亏损还是盈余没有人管我。

主持人骆新：我记得北京市出租车公司是有底薪的。当然，这不等于有养老保险和各种各样的社保。

沃兴伟：一个是社保，另外一个就是工资的问题，一个是加班费的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好像没有人来考虑，现在用人单位怎么考虑呢？你给我交完份儿钱以后，理论上来说，你肯定是要多挣钱你就得要玩命的干活儿，你肯定干得越多，挣得越多，实际上劳动合同法是有要求的，一个劳动者内在的劳动力不是无限的，他不能够24小时的工作。我们举一个例子，今年1月份有春节，有元旦，这个时候用人单位有没有考虑到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应不应该元旦休息，他应不应该春节休息，这个时候他不休息了，他和一般的劳动者比较他应不应该有加班费。

主持人骆新：出租车公司认为我们现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你把车包走了，我给你底薪加提成。春节期间，特殊行业你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这都是你自己的自由，如果你想多拉一点活儿，那你也可以拉，出租车公司是有这个前提在这儿。

沃兴伟：问题是劳动者他的内在的劳动力是有限度的。为什么《劳动合同法》要规定有一个加班的限额和最低工资的限额，要保障这个劳动者能够正常的休息，能够维持家庭，然后才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现在是仅考虑到收份儿钱，以后就不去管这个劳动者了。1月份的时候，我跟很多出租车司机调查过，他肯定连份钱也挣不出来。我给这个公司交了3000多的份儿钱，我可能一个月亏损了，当然他心理会很不平衡。

主持人骆新：刚才郭先生认为是取消数量管制。这个话一定程度上是对政府说的，您这句话要跟谁说？

沃兴伟：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如果是单纯的解决重庆还有海南三亚发生的这些事，我觉得还是要贯彻《劳动合同法》，让这些出租车司机尝到了《劳动合同法》的甜头，他就不会做这些事情，他觉得他作为一个劳动者应该享有的尊严和工资和福利都享受了，他就不会做这些事情。这个事情应该是政府如何贯彻《劳动合同法》，这是我们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律师应该做的事情。我就认为，出租车司机他作为一个劳动者应该享有《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者的权利，有的出租车没有享受《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权利，出于律师的责任或者是职业的要求，我觉得我应该去帮助他们。

出租车行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郭玉闪：我做两点补充，我可能跟你有一点不同，我先介绍一个情况，就是说事实上中国的出租车司机的维权行动是很丰富的，不仅是包括你接触到的工资这些。出租车司机的抗争有时候并不是《劳动合同法》，他抗争的不是具体的负担，他抗争的是对出租车运营牌照的产权，因为中国的出租车行业的发展是有他的特殊性的，除了大城市，大城市一开始就有国有大企业，比如说北京，一开始首汽就是一个国有的大公司，多数的中国的出租行业发展都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跟着出来的。经济增长起来了，经济往来多了，各个地方都开始跑业务，有些人脑子比较灵活，就开始买辆车就开始跑了，但是那个时候有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个时候并不允许私营经济，直到97、98年当时中央政府就确定私营经济是重要的补充成份，但是之前不是这样的，之前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单干的这些人都去找一家企业挂靠，戴一个红帽子，戴一个红帽子使得他们后来的事情变复杂了，因为他开始戴红帽子这个事情，因为中国的经济是一直在往上走了，这个行业的利润慢慢增高了，进来的人就多了，之后这些公司就有一点眼红了，他就想从这里面拿到一些钱。因为开车的这些司机很有可能是并没有很高收益的人，可能就是胆子大一点，我作为公司，为什么一个月你给我800块钱，1000块钱，你拿走5000、6000块钱。这个时候对牌照的产权纠纷就出来了，司机说我当年进入到这个行业，我们的牌照是买的或者是做了投资的，98、99年时有些司机花了18万买了一个牌照在那儿运营，结果到99年初北京市政府就出了一个规定是必须把这个产权归到公司来。

98、99年的情况，以及发生在2004年之后的纠纷，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04年的时候发生了一场非常大的维权活动，原因也是因为产权问题，不承认司机在这里面的投资。为什么我们一直这么多年说温州好，是因为温州当年政府就承认了司机的投资。

主持人骆新：完全变成了个人经营。

郭玉闪：那个时候政府承认了你的投资了。而且温州不是花18万，温州很多是花30多万，政府最后说，你们一个人补交3万块钱，这个牌照就永久让给你了，当时90%多的都是交了钱。基本上大规模维权的地方都是因为产权纠纷。所以行业的矛盾核心，真正这个行业的矛盾就是利润怎么分。是全部归司机拥有，公司提供他们一个挂靠的便利，拿一点钱；还是全部都归公司，司机到他底下去打工，成为一个打工仔，按《劳动合同法》领取工资。应该怎么走，这是这个行业的焦点问题。

我举一个城市的例子，北京市有三个类型的出租车司机在抗争，都是98、99年或者2000年的司机，一个叫董新的，首先他是公司想把车收回去，这个小公司并到大公司去，他当时既不肯交车也不肯把小公司并到大公司，合并也不肯，他当时采取的方法就是去找企业老板谈，企业老板说，这个车是公司的，董新说不同意是公司的，但是这个公司是谁的呢？因为公司是集体企业，集体企业是属于全体职工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当时他就成立了职工代表大会进行维权，这是他的方式，他认为集体企业从实质上来讲，它的资本积累也是由职工积累起来的，他要求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接管这个公司。

主持人骆新：成功了吗？

郭玉闪：没有成功。第二个例子是施正光，某个公司的老板让他退休，他就退休了。但后来他的维权成功了，一辆车从2万块钱补偿提高到了9万块钱。虽然没法儿改变这个总的改革方向，但是多出了1000多万补偿款。

主持人骆新：司机的补偿这方面还是相对多一点。

郭玉闪：第三种人就是邵长良，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出租车司机了，他不把自己当司机，他把自己当学者，他天天谈的都是消除垄断，都谈这个话题，他跟北京市这边提交法律议案，然后要求解除行业管制，他的方向跟我们是类似的，他维权的方法就是去找学者，找媒体，找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些人来呼吁。

主持人骆新：管用吗？

郭玉闪：管用，如果不是因为他，北京市的这一拨关注是不会起来的。

主持人骆新：那个报道出来之后最后对北京市真有什么改变吗？

郭玉闪：有一些影响。接着我就想说，北京市就是在前面这种类型之后，当时04年出现了新的情况。你说到改变，改变就在这个地方，当时很多司机，包括这三个司机都凑在一起了，大家都统一思路了，当时在2004年7月1号正式通过一个规定的那一天，北京市有很多司机去管理处要求申请个体牌照，他们直接挑战的是数量管制，为什么我进这个行业要到公司那里去，为什么不能从政府拿到一个新的牌照？

主持人骆新：这个诉求有结果吗？

郭玉闪：也失败了。一直到2008年年底还有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又跑去工商局要求成立一个个体的出租车公司，然后工商局拒绝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也就是数量管制，法律依据是北京市十五交通规划，这个不是一个法律文件，但是所有的数量管制都是从这里开始。工商局的答复就是通过这个交通规划说你没有资格申请，北京已经控制数量了。

主持人骆新：规划能够作为法律的依据吗？

沃兴伟：这个问题还要再研究。因为规划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国家对出租车行业如何管理的问题，其实出租车行业，我自己认为，应该是类似于地铁或者是公共汽车公司。

主持人骆新：这怎么讲呢？

沃兴伟：出租车行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在北京，随着地铁和公交的发达，现在出租车行业我认为它应该是比较按照公共交通事业来进行管理。这一次交通部有一个公共交通的条例，也要把出租车纳入到这个管理中来，我觉得它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觉得现在的出租车行业所面对的还是一个公共交通，他不再是富人去坐的出租车，一般的家庭都提倡私家车，出租车一般是应急的时候要用一下，或者是外地办事的要应急用一下，随着北京的地铁和交通事业的发展，票价逐渐降低，刚才您也谈到了，出租车司机有这些行动可能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的交通，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呢？我认为它应该使这些劳动者，像地铁的司机，像公共交通的司机一样享受到保障。

至于这个公司到底是个体的还是“上海模式”或者还是“北京模式”，那是企业的组织形式的问题，像在咱们社会中有好多种企业的组织形式，有股份制的，有个人的，还有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至于这个行业怎么样管理，那是你行业的一种管理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可以讨论，什么方式对于这个行业有利，大家都可以讨论。但是如何对待出租车司机，我关注这个，因为出租车行业有一个资料说，中国已经有100万的出租车司机，甚至超过100万，这些人我关注他是不是劳动者，我从一个律师的角度可能和郭所长所关注的角度不同。

主持人骆新：两个嘉宾有点不一样的在找问题，有人认为病根是在于有管制，有产权的界定不清晰，或者是产权硬要收回出租车公司所以才导致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的沃律师提出一个观点，在出租车行业当中没有真正的贯彻《劳动合同法》，由于没有贯彻《劳动合同法》。请双方对他们两个人的观点表一个态。对郭所长的说法表示认可的举“顶”，表示反对的举“踩”。3：3，一半、一半。

对沃律师的观点，是4：2。沃律师少了一票。

郭玉闪：我想多说两句，行政许可法讲得非常明确，特别是12、13条讲得非常明确，就是关于竞争性行业，关于不应该设管制的行业怎么设行政许可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当时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文件，专门讲要废除掉的行政许可，北京市出台的细则当中就包括出租管理处对于审批的权，审批出租车公司，审批牌照的资格权，当时在北京市出台的规定当中已经把这个废除掉了，行政许可的思想已经移走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还想坚持数量管制，那么他就必须要寻找更好的法律依据，他要么就是人大再重新立法，明确规定，总而言之再寻找其他的法律依据，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究竟出租车公司跟司机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按照《劳动合同法》，公司是一定要给司机发钱的，但是事实上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去问北京的很多司机，尤其是那些农民司机，你问他，他并不清楚，他可能都不记得合同上写的份儿钱是多少，他只记得一个月要交给你多少钱。他们说的都是“纯份儿”的概念，什么叫纯份儿？是政府规定的你要给我收的份钱减去政府规定的你要给我交的工资，剩下的钱就是我要交给你的钱。

也就是说这种发工资的雇佣关系是很虚假的，为什么说它很虚假呢？因为出租车的行业的特点是很鲜明的，它是一辆车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服务的，不像一个大的生产企业需要一个流水线，需要一个企业家，一个车间，共同生产一个产品出来，它的技术含量又不高，进入门槛又低，同一个公司，两辆车，两个出租车公司在一起都构成竞争关系。所以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个体经营的特点的行业。而且如果从竞争角度来讲，它也是竞争很充分的市场。

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行业受管制非常厉害，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行业会受到这样的管制。

出租车公司的管理模式可以百花齐放

主持人骆新：现在的出租车公司为什么一定要剥夺司机对这个车辆拥有的产权呢？你们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

沃兴伟：这个我倒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公司的管理模式可以百花齐放，不一定说哪种模式就好，因为从促进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其实各种方式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你像现在社会上的公司，就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刚才也说了，有合资的，有独资的，有个人的，有合伙的，这个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至于说是不是出租车一定要个体的，这个我想可能要考虑很多因素。不仅要考虑到这个行业的一些特点，可能还要考虑到社会的稳定。尤其是在北京首都，出租车行业交到全部都是个体的来做，政府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这个也是要考虑的，政府肯定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所以我觉得，各种方式都可以尝试，但是这个问题因为您刚才所说的主要是去年的时候，全国有一些出租车司机有这种行为……

主持人骆新：他都是有公司的，不是个人的，也不是个体的。

沃兴伟：其实个体的不是劳动者。

主持人骆新：你说的《劳动合同法》的问题在他们身上就不适用了。

沃兴伟：如果说个体的话，他们其实自己存在一个自负盈亏的问题，他可能亏，他也可能赚。这个问题就和我所谈的问题不一样了。

主持人骆新：我们现在有三种模式，其实刚才咱们不把这个模式搞清楚咱们可能也没法儿探讨。第一种模式就是所谓的北京模式，就是像刚才郭先生所说的模式，公司拥有出租车车辆的产权，同时以承包的方式承包给员工，员工按定期给车来交份儿钱，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上海方式，上海组建了很多大型的公司，车辆产权归公司，公司也给所有的员工发工资，就是跟您说的《劳动合同法》这部分保障挺好，给你发底薪，发工资，车是由出租车司机自己去经营，但是他没有像北京曾经出现的把车再收回公司的这样的产权不清的情况。上海大部分出租车公司就是这样的。你完全跟我是雇佣关系，北京曾经有过产权极其不清楚的时段。

第三种就是温州模式，刚才他也说到，纯粹搞个体。三个城市其实也没有像您所说的都出现大的混乱，如果让您选择的话，如果只有一种方式可以选择的话，您觉得选择哪一种方式更好？

沃兴伟：因为站的角度不同，所以考虑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如果从出租车司机的角度，他很可能愿意要个体，我要自己多挣钱，从开办出租车公司的角度，他肯定愿意开办公司，出租车公司绝对是坚决反对个体化的，肯定是要反对的，面对个体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反对。不安全或者说不讲职业道德的可能性更高一点，理由特别多。

主持人骆新：公司反对不是这个理由，公司反对更多的理由是对出租车特许经营权的理由，只有特许经营权，出租公司才能掌握主动。世界上有些国家是对出租车经营权采取拍卖的形式。

郭玉闪：您说的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其实是一回事，事实上北京目前的情况，我们撇开历史上怎么转过来的，上海也并不是所有的车都是由公司买的，有大包，半包有小包，所谓大包是车全部由公司买，半包就是车一半的车款是由公司出，一半车款是由司机出，还有小包可能是车或者是更多的钱都由司机来出，但是都必须在公司底下。武汉、重庆都比较接近上海。

从本质上来讲，它跟北京是一样的，北京是车全部是我买，温州的产权是一个个体化的，车主可以把牌照拿去银行抵押，也可以传给的后代，可以做很多事情，产权是独立的，这是两种模式。

主持人骆新：我们把这个话题就更好谈了。就是变成两种模式，北京、上海模式还有温州模式。

郭玉闪：事实上我们面临的选择不是说要不要公司的问题，而是我们要什么样类型的公司的问题，这方面我是同意沃律师的观点的。事实上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比如说北京市这种公司它该不该存在的问题。我们知道分配上应该有基本的正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无得。这个行业的运营是非常个体化的，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公司，你要能对个体司机的运营要能做帮助的话，无非就是几个方面。

你要有一个品牌优势，你这个品牌能给你带来更高的收入，我们说它是有贡献的，但是这一点，其实在实行公司制的城市里面的区别是很小的，因为车都是一模一样的，区别是很小的，品牌之间的区分是非常小的。无非是这个公司大一点，那个公司小一点，它不是服务当中的区别，而不是市场当中成熟行业的品牌。所以我们一直讲的，不是说废除公司，我们说是废除这一类型的公司，我们说的是应该要让这个行业让它自主去选择各种组织形式，它可以由司机自己组成一个公司，完全有可能，然后打造品牌企业，它可以把它的车涂成一个特殊的颜色，它可以到机场发它的宣传单，它可以开通它的网站，它可以做一些特殊的服务，上门服务或者是轿车服务，可以做很多服务出来。这些服务算是很深入的服务了，就目前中国的出租车行业服务水平来讲，远没有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们缺乏竞争，他没有到这个程度。

什么时候能够到这个程度呢？自己把竞争引进来，大家互相竞争，最后才能到服务更细化更规范的境地。

主持人骆新：有一个前提是不能搞数量控制。

郭玉闪：数量控制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就是限制竞争，限制竞争使得这个行业非常轻易的就搁浅在那儿了。为什么中国搞市场改革，原因是市场竞争能够给社会带来福利，一个有竞争的行业想挣到钱，要么是出新产品，要么是你的管理成本比别人低。你要永远至少有一样做得比别人好，要么是你的品牌，你经营得很好，你才能挣到钱。竞争的好处在这儿。这样对社会的益处就是价格越来越低，服务越来越高，竞争就是这个意思。

目前出租车这个行业，我们要面临的选择就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管制来达到一个我们想要的结果。这种管制的出发点在我看来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保证这个行业能够用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服务，一定要有竞争，同时要让司机自己去创造各种组织形式，让他们自己创造各种品牌。

我们是不反对出现公司的，而且一定会出现各种公司的，因为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有竞争就会出现品牌，出现企业，但是我们一定要防备目前依靠行政垄断的政策的企业，他不但无德，而且违背了基本的分配正义。

主持人骆新：其实腾讯网也做过相关调查，同意公司化规模经营，禁止个体经营的占到15.96%，第二个观点是放开市场，允许个体经营与公司经营自由选择的占到52.12%，第三种是支持个体经营，占到31.92%。究竟要不要公司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这个市场能不能放开。

郭玉闪：目前这个公司应不应该存在，应该是这个问题。

出租车运价要不要全市统一？

主持人骆新：如果真是能够进行自主竞争，那运价要不要全市统一？

郭玉闪：这个我是反对的，但是政府可以出指导价，如果政府真正要保护乘客的信息不对称，因为价格管制的目标是保护乘客，但是事实上乘客是没有得到保护的。你坐北京的车三公里10块钱，这是多高的价格，这种保护有什么用呢？你去一些小一点的县城，同样的车，同样的油，可能这个价格低得惊人。你可以通过和他议价，可能五块钱就能把城市转一圈，但是到了北京就这么高。这都是因为不合理的制度加在那儿，出租车行业的每一分钱都是由社会承担的。

主持人骆新：沃律师怎么看？你觉得这个价格要不要统一？

沃兴伟：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最高的限价，不能超过限价可以有选择。但是应该有一个最高的限价。

主持人骆新：我说一个例子，就是深圳，政府开通了160热线，你们去深圳都可以试着打，你打160热线说你现在在哪儿，我现在要去哪儿，里面就有人解答你应该坐什么车经过什么站到哪儿。政府如果想消除这种乘客的信息不对称，保护乘客的话，他更应该出这种指导的东西，而不是强制性的实施。

主持人骆新：你刚才说的最高限价…

郭玉闪：不是限价，是一个指导价。他可以到北京开通一个热线，他可以打电话来问，我要去哪儿大概价格是多少。可以有一个市场价，这个市场价是由司机竞争出来的。因为我们形成品牌公司之后，我可能给你一个优惠券，你坐得多就会打折多，或者说如果我们成为一个长期客户，我也给你优惠，他可以做很多优惠政策，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的一个基本手段，我们不能在价格上限制它。

主持人骆新：您觉得这个话有道理吗？

沃兴伟：他的价格就涉及到这个产品是否是一种自由竞争还是一种带有公共利益性质的。像春运，火车票可不可以涨价？或者是飞机票就可以打折，折扣很大。为什么国家要对出租车行业有价格的要求？

主持人骆新：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公共品的特征。

沃兴伟：如何看待这个产品的性质。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定义下来，它到底是类似于地铁或者是公交的行业还是类似于飞机这种行业。

郭玉闪：你说没有定性这一点不对，是定性的，2004年建设部行业主管部门已经下了一个文件，83号文件，那个文件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出租车行业要实行特许经营。实行特许经营的意思就是已经定位成一个带有公共性质的了，已经不是可以私人运营，不是像服装市场和饭店行业运营的产业，已经做了定性，就是因为它做了定性，所以随后各个地方，各个城市都开使用这么一个文件指导他的工作，大规模的进行产权的变更。他们的依据就是从这里来的。

主持人骆新：您认为建设部的特许经营的规定使得出租车具有特许经营的性质，反而导致了后来的维权。它不是一个公共产品。

郭玉闪：它是一个个体运营特点非常鲜明的一个行业，它是可以称为竞争很充分的行业。

主持人骆新：他相当于街上卖早点的小摊。

郭玉闪：不。我先说一下基本观点，什么样的行业就会有什么样的规律，你设置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你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是一个铁率。你一旦设置了一个数量管制政策，设置了价格管制政策，设置了特许经营政策他就会带来这些结果，如果换一个思路呢？如果说你的目标，你的制订政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方便管理，而是为了让这个行业服务更好，价格更低，让老百姓得到的优惠更大，那你想的管制方式绝对不应该是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而应该是质量管制。什么叫质量管制，就是一个行业最低进入标准。比如说律师他要考试，他考一个资格证，他不会限制最好的律师，不会限制这个人水平高或者是通过数量控制说你不能进来。他只把那些质量最低的人用一个方式让他的信息显示出来之后拒绝掉。

像英国伦敦的出租车司机，大家有机会去都可以感受到，大家都说伦敦的司机是活地图，他简直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司机的考核是非常严格的。

主持人骆新：中国也有考试。

郭玉闪：确实是有考试的，但是这个考试是走过场的，现在北京有资格证的司机的数量是远远超过车辆的数量，但是他的资格获取也是经过考试的，他这个考试是非常简单的。这个司机可能通过考试之后，他也不知道清华东路在哪儿。对比伦敦的司机，要想成为伦敦的司机至少要经过两年的考核。他要到大街上去转，为什么呢？因为考官会问你，某一栋建筑，某一面墙是什么颜色，某一个饭店的后门开在哪一条街，你要是对这个饭店不熟悉就不行。他会把一定水平的人拦在外面，没有一定的职业技能是进不来的，而且他还附带了其他的要求，他要求司机要有一些紧急治疗的医疗资格，比如说车上的乘客突然间有一个什么急症发作了，我得有救治他的能力，这也是一个硬要求，而且他对车辆也有要求。伦敦的出租车也是一个最低增长标准，它是有一个基本的质量要求，你这个车应该设置成什么样，这个轮椅要能够进去，他是有基本要求的。

主持人骆新：就是北京奥运会已经引入了伦敦的一些经验。

郭玉闪：那是根据情况来设的，但是我们是统一划一的，我们想做到比目前好也是不允许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如果想用奔驰车来运营，行吗？对不起，不行。你只能买伊兰特。所以这个服务怎么能好得了吗？好不了。所以我们一直讲的观点是政府的管制政策，他的思路应该是让这个行业水平服务更高，价格更低这个方向转，他就应该从数量管制、价格管制转向对这些创业人员有基本要求的管制，同时都要有一些组织形式的控制，比如说你只能到公司里干活儿，你进来之后你可以自己选择，你可以单干也可以组成一个品牌公司，就像律师行业一样，你进来之后可以进入到律师事务所，你也可以从一个独立律师或者是像现在的律协也开始放开了，你可以成立一个个人所，这个形式你不应该管制它，而是应该让市场创造。竞争就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出租车行业与律师行业特征相似？

主持人骆新：沃律师，如果当有一天突然说你的行业特征跟出租车的行业特征是一样的，你高兴吗？

沃兴伟：我没有不高兴，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刚才如果按照郭先生的思路来说，他说的个体化的经营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政府不放心，这就出现问题了。

主持人骆新：他不放心什么呢？

郭玉闪：不放心就有一堆的事件。温州放心之后，结果行业关系非常融洽，他不会有司机跟公司之间的矛盾。

沃兴伟：去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政府就更加不放心了，更要加强管理了，维持稳定，和谐社会。是按照这种思维走了，其实郭所长他的这种想法我是完全赞同的，就是说能够个体经营，出租车行业其实比较适合这种模式，但是这个就像律师事务所一样，个体经营可能好多律师认为是适合的，在全国有好多个人律师也开始尝试了，但是具体到如果是政府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那从律师行业来说不完全赞同是个体的，认为这太单薄了，和国际巨头竞争的话要有大型的律师事务所才有竞争力。政府从他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当然从小律师的角度来看，当然我还是希望个体化，这样能够发挥我的一些长处和优势。

郭玉闪：目标是一回事，实现的手段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认为这个事情的行业规律是一回事，转变的困难是另外一回事。

主持人骆新：现在最大的困难在哪儿？

郭玉闪：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就像关键部位出现了几个癌细胞，然后出租车公司发现这样是有利的，能多拿钱，就任由这个癌细胞开始扩散了，现在全国也就是温州这样一个好细胞。

主持人骆新：您认为是不是应该把出租车公司的特许经营取消？

郭玉闪：最主要的不是拍卖，拍卖是一个伪市场方法。无论这个行业盈利多少都会固定的拿走一笔钱，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公司也是不会让利的，我的份钱是硬性的，最后就会出现像重庆那种情况，如果市场一直保持往上走的，因为出租车这个行业跟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是相关的，经济强盛，这个行业就跟着强盛，经济往下掉，这个行业就跟着往下掉。政府如果拍卖要拿一部分，他是不受影响的。公司也不受影响。你要不想干你就走，我还有其他的司机来干。所以他们的份额也是固定的，波动只波动在司机身上。所以司机受不了，因为这个行业所有的利润都是他创造的，而最后，稍微经济一波动，我就亏损了，一天时间拉了半天活最后还不够交份钱，他肯定受不了。所以在目前的现行的管制体制下，有这种利润分配格局使得司机成为最大的落实者，但是事实上行业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利润分配上，但是市场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整个社会用了那么大一笔钱，养了这么一个昂贵的行业，换回来的服务水准是这么低。但是这个问题由于消费者的缺位，实际上谈论得是很少的。恰恰这方面的反思是国际上出租车行业改革的起点。温州虽然已经消除了行业矛盾，但是它也只不过是人家改革的起点。

像美国在70、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改革，放开数量管制，价格管制，他们已经开始尝试进行这种改革了，中国连起点都没有达到，全国只有温州还好一点。现在我们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更关注的是这个行业的安全，不要拉到一个什么坏人然后来抢劫。但是比较悲哀的是，我们一些出租车司机自我防护意识还是很差的，因为很多都是从郊区来的农民，他们舍不得花这个钱，然后也不装防护栏。

而且还有更大的问题就是郊区来的农民，现在有60%是郊区来的农民，郊区来的农民为了省钱不在城市里面租房子，他就选择开两班，一开就开20个小时。如果你们有机会哪天坐着这种车，会发现司机开着开着就睡着了。你想你一个月15天你是开20个小时这样熬夜的，你受得了吗？我们要去挖掘制度的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呼吁要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换成质量管制。

主持人骆新：沃律师同意码？

沃兴伟：关于数量管制这一块，因为今年在春节前后，郑州好像有五个司机认为他们交的钱太多了，挣不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挣不了这么多钱呢，就是因为郑州的出租车太多了。从目前的情况下来看，如果数量多的话，出租车公司挣的钱越来越多。但，如果说这个数量越来越多的话，这些出租车司机的利润就越来越少了。如果北京放开了，但是仅仅是数量管制的话，而没有像郭先生那样没有实现个体化的运营，没有产品质量的监督，仅仅是数量上扩大了，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扩大了1万，再扩大2万数量的话，导致的是出租车公司的利润暴涨，而出租车司机的工资从何而来。没人考虑这个问题了。

郭玉闪：数量管制政策的最核心的要点是要不要限制竞争，是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目前出租车公司他们的盈利的方式太简单了，就是拼身体，我拉的时间越长我就是能挣得越多，这个行业完全可以做比较高端的服务。我看过上海的一个出租车像BMW一样，温州的一个司机专门接待外宾。他把自己的车弄得非常好，他可以做高端服务，我们现在的司机就是因为他没有竞争，他的生活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这个市场没有发展出一些轿车服务，我住的比较远，我一般都是叫黑车的，叫黑车很方便。随时可以到楼下接你，搬东西还可以帮你搬。有竞争就会有服务改进，就会有品牌出现，品牌是一个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的。

郭玉闪：怎么改革这是一个很挑战人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应该往哪个方向改，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我们再找怎么平稳的走到那个状态，目前的状况是大家对数量管制政策带来的危害性没有完全认识到。放开数量管制不是政府说那我行，我明年再批一万，后天再批一万，数量管制是政府承认我是不知道这个行业需要多少车的。

主持人骆新：由市场来调节。

郭玉闪：你说现在6.6万辆够吗？下一场雨就打不着车了，稍微住的偏一点也打不着车了，在北京有接近10万的黑车在服务，北京加在一起有10几万车在为居民出行服务，因为我们的公共交通太差了，所以它的替代服务必不可少，市场这么大，一定会有人挣这个钱的，因为我们的需求是一直这样上升的，如果你没有数量管制，供给是这样平着上去的。

主持人骆新：如果真是像刚才沃律师说的，如果彻底的放开，他可能会在短期内会有一个阵痛。

郭玉闪：你挣不到钱你就退出了。

“《劳动合同法》已经制订了，总体上是好的，还是要认真的贯彻实施。”

沃兴伟：对这个行业不应当管制，因为这个行业和其他某些行业是类似的，和超市是类似的，就是应该自由竞争。外国的也可以来，中国的也可以来，个体也可以，你愿意搞公司就搞公司，应该有一种自由竞争的环境，我认为在实现终极目标上，我是完全赞同的，但就是结合目前的这种现实情况，我从一个律师的角度，关注这种情况也是因为去年发现了这些现象以后，我关注了中国100万的出租车司机的劳动权益的问题，基于目前这种现状我们来考虑它的劳动权益的问题。这次人代会李肇星也作为人大的发言人也谈到了，《劳动合同法》已经制订了，总体上是好的，还是要认真的贯彻实施。所以我为什么关注出租车司机的问题呢？我认为就应该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避免今天或者是今年再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我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管制，就是政府你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你应该避免发生不好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律师来说，我是希望通过合法的途径让这些公司，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要求来给这些司机，来让他们有一个基本的温饱，不让他们“过劳死”。

主持人骆新：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话，出租车公司会找各种理由搪塞你。

郭玉闪：我们要理解这个行业，确实我们要意识到，这个行业如果你加入一个政策进去，实际上它不可能得到实施的，有无数的方法可以绕开的，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什么样的制度能够得到实施，就是所有的相关利益方都觉得这个政策合适，就能够自动实施，一个好的制度不需要特别的监督，肯定能实施下去。

目前的状况下，公司挣钱的方式就是从司机身上拿钱，司机要挣钱就是从乘客身上拿钱，他实际上是两个市场，公司想从你身上多拿钱，比如说有一个损招，如果这个司机违章，被罚款了，罚200元，你回到公司来，我也要罚你200元。他要多挣这笔钱，后来有人就提议了，包括人大代表就建议了，这个事情公司不能罚款。不罚款可以，我们不罚款，但是如果你违反了交通规则被罚了200块钱，你回到公司，我要求你停干两天，但是有一个缺口，如果你愿意交一笔钱你还可以接着干。但是我们要理解的是这个行业关系是这么一个行业关系。司机是公司的衣食父母，我们乘客是司机的衣食父母，他们要多赚钱，他们肯定想要多赚钱，任何公司都想多盈利，公司要多盈利，就必须想办法来压榨司机，而司机要想多挣钱，他就要欺骗乘客，我打一个表，做个手脚，他就要做这些事情，这是目前这种制度导致的行为，加强管制你回避不了这个问题。

沃兴伟：其实从政府的管理成本来说，如果能个体经营的话，对政府来说是最好的，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因为个体经营其实就是这些个体户，已经不是劳动者了，实际上他自己承担的风险是很大的。这种情况下，公司倒不用考虑这些人的社会保障，政府不用考虑他的社会保障，考虑他们是不是拿到最低工资这些问题了。其实这样的话倒是简单了，政府倒是甩了很大的包袱，企业也甩了很大的包袱。

主持人骆新：我们最后想请我们的同学们发言，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一番谈话以后，请你们给我们做一些补充，或者是陈述一下你们的观点。你们觉得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对这个行业最好的改革方式？

现场观众：我觉得出租车公司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主持人骆新：您觉得要不要取消公司呢？

现场观众：我觉得取消是一个过程，它不可能一下子取消，那样的话，会造成市场的混乱。

主持人骆新：你觉得需不需要取消管制呢？

现场观众：这种管制其实是以前的那种老模式，这种模式面对现在的市场经济已经不太适应了。

主持人骆新：我们再请后面的女同学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现场观众：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我的感觉就是，他一定要有这个公司存在，不能够完全的取消管制，如果完全取消管制的话，如果牌照都是个人化的话，会造成恶性竞争，肯定会产生各种各样不利的后果，但是不能因为现在我们的国情不能走外国的改革道路我们就不那么去做，我们也要进行一定的体制改革。我想可不可以在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给司机师傅们一些补贴或者说减少一些份儿钱。

主持人骆新：减少份儿钱不是由政府说了算，一般是出租车公司他们会捆绑成一个相当于收份钱的联盟。公司会找出各种理由，说我的运营成本高，原来投入大，你觉得靠这种方式能解决问题吗？

现场观众：另一个我还是比较同意郭老师说的，加强出租车行业的考试，我也同意沃老师说的，一定要保障《劳动合同法》的施行，这是一个法制社会应该需要的。

主持人骆新：他们两个人本质上没有矛盾。

现场观众：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现场观众：我想就两位嘉宾谈的还有我家乡的情况做一下对比，我是东北来的，我们家那个地方的司机可能刚开始他没有想要干个体的成本，他会选择去到出租车公司先干一段时间，他积累了一定成本，然后再出来干个体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北京市可不以放出一些份额给个体户来干，让他们之间形成竞争，那样出租车公司可能会干得更好一点点。

主持人骆新：同学讲的都是比较温和一点点，今天听证会的结尾我想请两位嘉宾用一句话表达一下你们对出租车行业的希望，你们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做出更有利于出租车司机，有利于整个行业成长的最好的改革方式？

郭玉闪：《出租车行业法》愈不出，中国出租车行业就愈不安。

沃兴伟：全国100万的出租车司机必须获得《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权益，这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稳定，是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出路，法律制订了就要执行。

主持人骆新：今天郭先生跟沃律师两位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个行业的关注，但是不管我们这里面会不会有意见分歧，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总的来说我们其实也在贯彻我们党中央所提出来的希望，就是以人为本，我们希望这个行业能够更好的去发展，同时也要以每一个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从业人员，以他们个人的需要、个人利益和他们自身的安全的方向来进行考虑。

再次感谢二位，也感谢同学们，谢谢你们！

让老百姓的“腰包”不要瘪下来

　与往年相比，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将“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列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这个细节的改变，恰恰体现着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由人民共享的精神。

　　近年来，我国城乡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2004年至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9422元增至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936元增至4761元。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这两项收入仍比上年分别增长1995元和621元，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简单。

　　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就业问题随之变得日益突出。城里一些人发愁找不到“饭碗”，农民们外出挣钱越来越难，地里的收成能否卖个好价钱也不好说，城乡百姓的“腰包”都面临着许多考验。

　　收入是民生之源。只有“腰包”里的钱不断增加，百姓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这显然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同时，老百姓的“腰包”鼓不鼓，不仅影响社会的稳定，也关系经济的发展。因为只有让老百姓“腰包”里不缺钱，扩大内需才会有现实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成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着力完成的目标。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高度关注民生。今年，政府把保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投入更加向民生领域倾斜。特别是提出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的补贴等措施，为今年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打下了基础。

　　当前，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过程中，各级政府要想尽一切办法、花最大力气，落实国家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措施，拓宽城乡居民增收的渠道，破解城乡居民增收难题，让老百姓的“腰包”不要瘪下来。

网民的100个心愿

一、公平　　1.希望事业、企业养老金向机关看齐；2.希望不再有乙肝等就业歧视；3.希望不要再有权力文凭；4.希望不再有企业高管子女中考加分；5.希望财富分配更加公平；6.希望户籍改革实现公平；7.希望不要再有公务员“零税门”；8.希望市场经济中竞争更公平；9.希望能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10.希望改革成果更公平分配到弱势阶层手中。

二、法治　　11.希望不再有“躲猫猫”事件发生；12.希望不再有城管打人；13.希望不再有第二个曹大和；14.希望不再有虎照门；15.希望不再有下黄片被罚；16.希望不再有杨佳或者林松岭式的悲剧；17.希望不再有游街示众；18.希望不再动辄搞“运动式执法”；19.希望不再有最牛书记进京抓记者；20.希望尽快启动“行政问责法”立法程序。

三、安全　　21.希望今后吃啥喝啥都放心；22.希望今后不再有矿难；23.希望地震时能有安全坚固的屏障；24.希望不再有禽流感；25.希望能减少各种交通事故；26.希望能避免舞王火灾那样的悲剧；27.希望能避免杭州地铁那样的事故；28.希望药品安全有保障；29.希望治安环境更好一些；30.希望中国公民的海外安全有保障。

四、廉洁　　31.希望不再有官员别墅群；32.希望不再有“稻农书记”；33.希望不再有“炒房区长”；34.希望不再有阜阳“白宫”；35.希望不再有出国书记杨湘洪；36.希望不再有“官太太公费北美游”；37.希望公车改革能深化下去；38.希望不要再有周久耕；39.希望领导干部当网民交网友察网情；40.希望建立有效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五、教育　　41.希望不再有人被中国教育“逼疯”；42.希望中国大学实现教授治校；43.希望多些能说公道话的大学校长；44.希望中国大学不再势利；45.希望大学能摒弃学术造假；46.希望别再搞大学本科评估；47.希望提高教师待遇，特别是代课教师；48.希望农村孩子都能上大学；49.希望不再有感动中国的“悬崖小学”；50.希望彻底根除教育乱收费。

六、民生　　51.希望实现充分就业；52.希望将房价保持在合理水平；53.希望进一步提高退休金；54.希望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55.希望社保可以“自由行”；56.希望老百姓手里有钱；57.希望给困难群众更多关怀与帮助；58.希望下岗职工都有失业保险；59.希望领取失业保险不再难；60.希望取消不合理的“生存证明”。

七、健康　　61.希望完善医疗保险体系；62.希望新医改能取得成功；63.希望加大环保投入，让人人享有干净的水和空气；64.希望增加全民健身投入；65.希望出台更有力的控烟举措；66.希望普及性健康教育；67.希望加大对艾滋病的防治；68.希望更重视职业病防治；69.希望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70.希望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八、经济　　71.希望中国早日走出经济危机；72.希望尽快实现经济转型，改变国富民穷现状；73.希望全民分红；74.希望解除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管制；75.希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76.希望为企业和民众减税；77.希望不要因应对危机而损害劳动者权益；78.希望中国股市更健康；79.希望中国企业多些商业文明；80.希望中国国货真正崛起。

九、和谐　　81.希望政府机关能尊重纳税人；82.希望企业家以员工高工资为荣；83.希望城管和小贩们和睦相处；84.希望机动车能礼让行人；85.希望师生之间相互理解；86.希望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87.希望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88.希望涌现更多的志愿者；89.希望构建和谐的网民关系，减少不道德的人肉搜索；90.希望构建和谐的外交关系。

十、幸福　　91.希望中国人在休假上向西方看齐；92.希望不再有加班，必须加班时一定有加班费；93.希望城市里不再堵车；94.希望不再有春运难；95.希望用幸福指数取代GDP统计；96.希望人们不再承受那么多压力；97.希望残疾人得到更多尊重；98.希望农村青年都能梦想成真；99.希望大龄单身青年们不愁结婚；100.希望中国同性婚姻早日合法化。

英语应变选修课

英语四六级没过，学位证书拿不到，常常有大学生因此郁闷至极。不少网友趁全国两会召开的时机，在网上提出E提案，要求英语成为选修课，建议废除不必要的英语考试和教学。

网友“汤尼宝贝”在自己的E提案中表示，现在英语教学已经普及到幼儿园，但很多人到成年后使用不多，尤其现在还是以汉语为语言背景的社会，全民都强制要求学习英语是欠妥的。网友“zgzyzzjcw”认同“汤尼宝贝”的意见，他认为，教育部门应该重视外语学习过热现象。每年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都有部分专业技术十分优秀的人才因英语不过线而求学无门，令人痛惜。英语应是学习的工具，不能成为“门槛”、负担。

两位网友都建议，英语应该变成选修课，废除不必要的英语考试和教学。他们认为，英语学习要逐渐形成自主化，而这个习惯的养成，可能需要改变目前的应试教育方式，英语成绩只作为各种入学、评级的参考，而不是硬性要求。

【热议】

政协委员：学一门外语很必要

“一些明星穿的T恤上面有脏话或暧昧字眼，如果他们懂点外语就不至于那么尴尬。”政协委员、中山大学外语学院研究室主任区鉷举例说明了学英语的必要性。区鉷说，去年政协委员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提案，还引起过讨论，但最终大家认为，学习一门外语还是必要的。如果不愿学英语，可以修法语、日语、俄语等。

区鉷认为，现在对于学英语，存在投入太多，产出相对较低的情况。但这是一个“改进”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语言本身就是文化，它也是文化的载体。如果仅仅只局限于本国一门语言，那人们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修养将大大受到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师资力量的问题，在城市中所谓的名校里，师资力量强，学生接触英语早，但还有很多农村里的孩子，甚至接触不到英语教学。所以英语教学是一个重综合性的工程，涉及师资、大小班、地域等等。

【跟帖】

英语选修会失去很多机会

张女士（大学英语老师）：英语现在是基础课程，为了跟国际接轨也好，为了自身发展也好，把英语作为一种工具也好，学英语都是有好处的。如果把英语作为选修课，现在没发觉，将来就会觉得失去很多机会。

英语与专业技能无关

网友IP[60.216.194]：有些人因为英语不行而断送了大学路、考研路和考博路，现在有多少人在实际工作中每天都能不断地在用英语呢？拿着英语证就别的业的人，只能证明此人语言接受能力好，这个和专业技能没啥关系。

不应用英语设门槛

网友IP[59.46.44]：目前，全国上下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学习英语，代价太大了！必须找到高效、实用的学习方法！但绝不能放弃学习！把英语作为门槛压制专业人才是不正之风，但不能因此否定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