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热点聚集之三

把农民当作保民生的重点

　　去年我国农业虽然遭遇罕见自然灾害，仍然保持了较快发展的好势头，粮食产量增加5.4%，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5%，令人振奋。但正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所指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

　　一、近几年，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综合生产能力大为改善，但农业大而不强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一是农田水利建设滞后，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的46%，机电排灌面积不足30%；二是农业资源紧张，目前我国耕地面积为18.37亿亩，中低产田面积占70%以上，仅相当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三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偏低，全国机械化生产综合水平仅为36.5%；四是农业的抗灾减灾能力不强，近5年来，全国平均粮食作物遭受自然灾害面积占播种面积的39%；六是农业环境污染严重。

　　二、农村低收入人口较多，农村消费水平很低。按照我国现行扶贫标准，2007年全国农村低收入贫困人口还有432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4.6%。如果参照国别比较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生活在每人每天1美元以下的人口还有约8000万。据统计，2008年全国农村消费不足2万亿元，是城市消费的三分之一，也大大低于35000亿元的各级政府总消费。这样的消费结构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三、国家对农村、农业的投入虽大幅提高，但资金、人才等要素继续向城市和工业流动的趋势没有改变。从资金输出看，近年由农村邮政储蓄等途径倒流向城市的资金每年达3000多亿；由“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成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工商部门的资金每年800多亿。从人才输出看，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劳动力近2亿人，其中大多数是青壮年，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农村现有劳动力。此外，虽然我国城市化水平仅约45%，但大学中农村大学生的比例只有17.7%。这种城乡比例令人深思！

　　四、更令人忧虑的是，不少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加速发展经济时，常将注意力集中在二、三产业上，对GDP增长和财政增收没有多大贡献的农业则处于被忽视、被冷落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对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说得多、做得少的现象还相当普遍。

　　当前形势下，保持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对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要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把农业作为保增长的基础支撑，把农村作为扩内需的重要市场，把农民作为保民生的重点。为此建议：

　　一、国家扩大内需应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要加快农村道路、改水、通电以及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惠民等基础设施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缩小城乡差距，尽快改变我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不和谐景象。

　　二、把农民作为保民生的重点。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力度，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要和城市一样做到应保尽保。加大扶贫力度，对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全面扶贫，并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补助水平。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大力开拓农村市场。加大现金补助力度，推进家电、农机和汽车、摩托车下乡，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三、建立对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制定《农业保护法》，以法律形式约束各级政府的支农力度；完善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制度，简化过多的专项拨款种类；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确保县乡政府能为建设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可靠财力保障。

　　四、引导资金和人才向农业和农村“回流”。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资金的“回流”机制；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和资金的导向作用，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手段，吸引和带动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加大对农民培训力度，制定落实鼓励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的政策措施。

　　五、继续做好农民增收减负工作。继续加大财政对“三农”的补贴力度，扩大直补范围；加大对农村贫困落后地区的税收优惠力度，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或只予不取；鼓励企业和个人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投资或者提供服务。

　　六、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应较大幅度提高粮食等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扩大农产品价格保护范围，让农产品价格合理上涨和回归，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对农民增产增收的促进作用。

大学搞一年军训缓和就业不妥

“我建议大学教育恢复5年制，高职由现在的两年制改为三年制，第一年搞军训。”3月7日下午的上海团全国人大代表小组讨论会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龚学平语惊四座。

龚学平代表认为，大学生第一年搞军训起码有三个好处，首先军训是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一个好的平台，是素质教育最好的场所。其次，有利于现代化国防的建设，今天是现代化的战争，科技含量很高的战争，如果没有大量高中以上知识水平的士兵，打起仗来是要吃大亏的。最后，5年制可以缓和一年就业。

关于“大学教育恢复5年制”的问题，为什么早不提晚不提，偏偏在现在提出来？龚学平代表说，“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他所谓的时机，我理解，很可能是指当前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冲击。按龚代表的逻辑，大学毕业后不找工作，在家玩一年再找工作，不也能缓和就业吗？问题是，历届大学生毕业都往后推一年，总有找工作的时候，如果学制5年之后就业形势仍不乐观，是否再推后，上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就业形势再不好，莫非大家又都继续读博士吗？

从这个角度看，龚学平的建议，其实一点新意也没有，无非是回避社会现实罢了。大学的学制设置，是一个颇为综合、复杂、充满了专业科学精神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论证，提出的建议，难免会有不周全的地方。实际上，校园教育只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好多东西还是要到社会上才能学，延长学制的办法不妥。

给网络反腐更多话语权

　　让轰动一时的"华南虎"现出原形，让开会时抽着"天价烟"的局长被停职调查……从"俯卧撑"到"躲猫猫"，近年来，一股发端于网络的强大力量以网民们理性质疑、争相转载、持续追问的表现形式加速了诸多存在政府失职、腐败等问题案件的解决过程。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网络反腐扮演怎样的角色？对此，委员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郝明金：网上信息都会认真对待

　　“在 工作中，我们有时也会从网上得到一些信息，都会认真对待，有的还会组织调查。”郝明金委员认为，来自网络的信息，可作为平时工作决策的补充，扩大和丰富了有关部门获取信息的渠道，是群众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一部分。

　　郝明金说，“我自己也经常上网，经常上新华网、中国政府网等，各方面信息都会浏览，最关注的还是与本人工作有关的一些信息。”

　　联系到工作实际，他表示，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重特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有时还有瞒报、谎报事故的行为，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中央对安全生产历来高度重视，不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一些安全生产事故的相关责任人依法做出严肃处理。孙继业：网络言论宜疏不宜堵

　　“某领导干部开车撞了人逃离现场，网友将照片发到网上，通过‘人肉搜索’最终锁定其身份，很快就受到查处。”孙继业委员对网络监督的流程一点也不陌生，他认为，网络监督越来越引起各地有关部门的重视，是目前监督体系的一个补充，“不会使用电脑的领导是不称职的，不能与时俱进的。”

　　孙继业介绍，目前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新闻监督和群众监督组成了我国的一套监督体系，“公开透明、及时”是网络监督的两大优势，它拓展了新的监督形式，将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群众的意见通过网络反映出来，结成‘块’，时效性更快，影响比一般的媒体效果还要大。”

　　他认为，对待网络监督要正面引导，用“疏”的办法来解决，不能堵塞言论。对从真实、善意角度出发的网络言论和信息予以支持。对恶意、造谣的要加大处罚。薛康：政网互动利于民主政治建设

　　薛康委员注意到，最近对网络监督有许多质疑的声音，比如，“网络传播是否会被夸大和曲解？是否侵犯了别人的隐私和权益？”薛康认为，很多网友积极关注一些社会问题，表现了可贵的参与热情，“网络已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渠道之一，我认为要对网民宽容一点。”

　　“网民毕竟没有公权力，发表的意见只是代表个人看法，有些东西不可能那么准确，但对社会不会造成太大伤害。对于政府和那些有话语权的人来说，对网络言论应该宽容一些，应该有一种信心和意愿与网民公平对话。许多问题，说清楚大家才能理解，有时候迟迟不反映，就造成了误会。”薛康认为，温总理在两会前夕能坦然与网友对话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他相信在这种示范作用下，各地方官员也会迈出对网络言论接纳和信任的步伐。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没必要羞答答

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何时能正式出台，阿勒泰模式能复制到全国吗？”对于记者的问题，马馼说，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需要积极的探索，需要一定时期的准备。

首先，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利国利民也利官的好政策，好政策的出台当然是越快越好，而不应当羞羞答答。制度的配套完善当然是必要的，但任何制度的配套完善也是在实践中完成的。一蹴而就当然不好，但中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完全可以借鉴香港地区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模式为我所用。既然有新疆阿勒泰地区的经验模式，又有别国的经验可借鉴，当然也有中纪委和国家预防腐败局的长期酝酿，出台这项利国利民又利官的好政策就不是什么难事，当然也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全国人民反腐败企望的滔滔源头之水。在反腐败实践之中问政于民，在制定政策过程中问政于民，再加上现成的他国经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制定和出台，就是已经下锅的菜，甚至已经是煮好的菜，单等相关部门一声号令了。

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利国利民又利官的好政策，利国利民好理解，“利官”又如何理解呢？

首先要看看什么样的干部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深恶痛绝？贪官污吏；财路不明，一夜暴富的官；吃拿卡要，通过“食夜草”而肥起来的官；架空大项目，转手“倒卖”致富的官；管官的官通过倒卖官帽富起来的官。种种情形，不一而足，反正是一个“贪”字，而不是继承祖上的产业富起来的官，娶了富太太而得了财产富起来的官，类似的官尽可以放头大睡，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管也管不着。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官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拍手欢迎呢？清官、廉官、为民请命跑断腿的官；清水衙门里的官；只盯着工作不盯着领导的官；只对人民群众抱有深厚感情而对官帽不理不睬进而对领导也不太“感冒”的官。这样的官其实打心眼里希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尽早出台，只要这样的制度出台了，清官廉官的日子也就好过了，人民群众也就有希望了，吏治也就清明了，国家也就富强了。为什么？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在这时候就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泾渭分明。通过一项好的制度就能鉴别出谁是贪官谁是清官，这样的制度，有必要羞羞答答吗？

“提倡高薪养廉，才能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纯洁性。”韩德云说。对于高薪养官，可以向全民推广，那就是高薪养教师，高薪养清洁工，高薪养低保户，高薪养农民工，大家都是共和国的公民，有权都享受国家财政的阳光，但这可能吗？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公务员们呐，凭什么先用高薪养起来？

李永忠说：如果阻力太大，推广起来就会有难度。其实阻力越大，说明腐败分子越多，亟需出台的意义也就更充分。

恢复大学五年制解决不了就业难

　　7日，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龚学平建议，大学教育恢复五年制，第一年搞军训。龚学平说，这样有三点好处：一是培养爱国主义，二是有利于国防建设，三是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在两会上，还有政协委员建议，国家可以通过适当延长学生在校时间，来缓解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这些代表委员的意思很明显，只要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可以将在校时间延长下去。但是，无论怎样延长，大学生终究还是要离开学校就业的。现在，如果大学生多在学校呆几年，岂非增加了今后的就业人数？那时的就业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只盼眼前风平浪静，哪管将来洪水滔天”，这恐怕就是大学教育恢复五年制、适当延长大学生在校时间等观点的弦外之音。没有解决就业难的长效机制，只有得过且过的短视心态，到头来恐怕只会加剧就业难。其实，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只能从强化高校改革、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做起，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全民分红的“均富”论恐怕行不通

金融危机下，不断有学者、专家或“意见领袖”们提出全民分红的“均富”论。譬如，有人建议政府向13亿国人派发消费券，每人4000元；有人建议把国企年度利润拿出来分给全体国人；还有人建议给九年制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全体农村孩童，每人发放2000元教育券等等。

“均富”论的主张者，都相信这样做可以有效拉动内需，从而刺激经济，使国家、社会、企业、个人早日从国际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也就是说，各种版本的“均富”主张都属于拉动内需的“药方”。

时下正召开全国两会，主张“均富”的观点在部分代表、委员中也很有代表性。而且，主张“均富”的内容亦不断“创新”。

譬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万志做客凤凰卫视时就建议把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份分给全体老百姓。陈代表特意说明，分股并不是简单地把股票平分给全体民众，而是探索（先在部分地区试点）创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国有股权通过“公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给13亿公民。这样，让全体国人都能通过“基金股份”参与国有企业分红，并直接享受国有资产增值的红利。陈代表还对他的“分股”目的作了高度概括：“只有在民有化改革之后，老百姓的消费增长才会旺盛，内需的进一步增长才有了具体的财产基础。”然而，陈代表的“均富”论在逻辑上是有“大漏洞”的：

其一，上市公司当中的国有控股公司分为央企和地方国企两类，就地方上市国企，省与省之间、东中西部之间，拥有家数差距很大。如果以省为单位试点，对不起，地方国企少的省份非跳起来不可。就算省里“讲政治”，那省内老百姓可不依不饶——因为地方国企的多少，意味着平分后的地方国有股权数量在各省百姓之间的悬殊差距。这个差距必造成如兄弟分家式的不公平。

其二，即使各省国企数量大致相当，由于国企分布行业差别所导致的盈利能力的差距，以及同行业内国企之间盈利能力的差距，省、市之间的百姓分红的（股权的值钱程度）不均等性，以及必然激化的“分红不均”矛盾如何应对？

全国两会是一年一度的“集中表达平台”，代表委员均可畅所欲言，说错了也不能追究和计较。不过，全国两会的“表达资源”毕竟属于“稀缺资源”，在资源有限、极其珍贵的约束条件下，愿代表和委员尽量把“资源利用好”——在上呈议案、提案、建议，讨论、接受专访等环节，尽可能避免“资源浪费”。尤其是主张一些重大话题，事前一定得想清楚、以便使自己的建言献策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力求可操作。

谈收入分配不公

　　2009年的两会，由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热点话题大多集中在防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促进中国经济早日复苏上面，致使一些于中国发展而言更为本质从而更有价值的话题被“边缘化”甚或被淹没。

　　正视当前中国收入分配极为不公的现象、启动对此项制度的改革，无疑就属于其中的一个。

　　像笔者这样的经济学门外汉，因自身浅陋的缘故，素喜把深奥的经济问题看得简朴和单纯。而有时，简朴和单纯也许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即如对当前两会上下都在热议的保增长问题，笔者的逻辑就比较直白简陋：既然要保增长，那就得扩内需。现在的问题是，对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并非不愿意积极消费以拉动内需、“为国分忧”，而实在是没有能力消费。“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专家们所说的产能过剩，最多只能说是相对过剩，是相对于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过剩，而非相对于老百姓的真实需求过剩。那么，老百姓为什么没有能力消费？为什么不敢或不愿消费？乃因收入菲薄、阮囊羞涩，“三座大山”（住房、医疗、教育）似泰山压顶、社保没有着落、对未来生活缺乏稳定的预期，等等。既然这样，保增长最终和最有效的源头就应该是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劳动收入（工资性收入等），大力健全13亿人民共享的、无分城乡的社保体系，致力解决“三座大山”等民生问题。如此，则不愁老百姓不去消费，也不愁内需拉不动经济增长。

　　事实上，生活在下层的老百姓和生活在上层的明眼人都很清楚，直接制约中国内需扩大的，就是大多数民众收入的寡薄和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对于少数富人来说，确实没有更多消费的必要，学一句术语说，就是边际消费需求递减；而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是消费之心有余而付账之力不足。

　　笔者这个直白的逻辑分析有大量确凿的数据为证。据媒体报道，1994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连续14年高速增长，几乎达到GDP增长速度的2倍以上，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基本上年年低于GDP增速，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大概只有同期财政收入增速的三分之一。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10多年前的53％下降到目前的40％左右。这个比例，发达国家都在50％－60％之间。中国仍可通过将农民转变为工人，增加劳动力供应。打工者源源不断地流入工厂，有助于抑制多数地区的工资增长。结果，消费开支占GDP的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45％左右，下降到了如今的35％。反观美国的个人消费，从2000年至2008年，该比例已升至72％的空前水平。

　　上面的各项数字说明了中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迟缓、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下面的这组数据更能直接展示中国的贫困人口状况。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说：“今年将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新标准提高到人均1196元，扶贫对象覆盖4007万人。”这个新的贫困标准与联合国采用的世界通行标准相比依然偏低。若按世界银行每天人均1美元或1．25美元为贫困标准计算，那么中国贫困人口可能超过1．5亿，占13亿总人口的近10％。

　　不管以哪个标准度量，对中国庞大的贫困人口来说，扩大消费已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必需，无奈，他们消费能力太弱，所谓“不愿意”消费云云，根本就无从谈起。

　　除去绝对贫困人口对消费的掣肘，中国贫富分化加剧，也将越来越多的人推入消费乏力的境地。2008年，《瞭望》载文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超过合理限度。据世行2008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贫富差距程度）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

　　据世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

　　至此，笔者认为，若不从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改革入手，开掘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要想使中国经济如科学发展观所昭示的那样长期、健康、稳定、可持续地高速增长，恐怕是“戛戛乎其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