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综合评论之三

别为节假日浪费舆论资源了

自取消五一黄金周以后，要求恢复的声音一直不断，从地方两会到全国两会热度不减。

实行五一黄金周时，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说，清明、端午、中秋这些传统节日也要放假，保护传统文化。于是国家保护传统，砍掉了黄金周。

可现在另一个声音又响亮起来，全球金融危机之下急需扩大内需，有必要重新恢复五一黄金周。已经有代表委员提出砍掉三大传统节日中的一个或两个假日，为恢复五一黄金周让道。

那些负责研究节假日安排的专家可能发现，改来改去不就是把国家法定假日总量一步步扩大嘛。但是没人会去体谅假日不可法定安排太多这点，大家都以为假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

上帝用了六天创造世界，星期天才休息，这太不应该了，他应该一天把活干完，然后休息六天，那样我们就有了一周一天工作制。假如我也有提提案议案的机会，一定会说，我们应该实行干一天活休一天假的特色工作制，单数上班双数休假，我的提议想必不会有人反对，一定是“民心所向”。

很难想象，一年又一年，那么多代表委员利用两会的机会提一堆又一堆的放假提案议案。全社会花在节假日安排之上的舆论资源已经太多了，早已分不清到底哪一边更明智、更智慧一些。

别再以“改革”名义折腾教育了

针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委员建议应让大学生在学校里延长学习时间，“不如设立硕士后、学士后，或者公费出国”（3月8日《京华时报》）；有人则建议大学教育恢复5年制，高职由两年制改为三年制，“第一年搞军训”

　　无论是“设立硕士后、学士后”，还是“增加一年搞军训”，最根本的目的其实就一条：想尽办法让大学生在学校里待着，在源头上不让他们就业，自然也就大大地缓解了就业压力。如果开辟从“幼儿园”直达“老人院”的教育专线，名副其实地“活到老学到老”，不仅恼人的就业问题根本不存在，各级学校更是可以财源不断、大发其财。

　　我很奇怪的是，为何最具智识的精英人士，却缺少最起码的反思精神和自省意识？那场旨在刺激内需的大跃进式高校扩招运动，真的无需反思与检讨吗？“教育产业化”和“教育官僚化”真的不是客观现实吗？先是本科大扩招，全面收费后的硕士也已大扩招，博士大扩招大概也已为时不远。

　　这些年来，高校的教育改革似乎一直遵循着这样一条公式：为了××，所以让教育××。为拉动内需，所以让教育大扩招；为赚更多钱，所以让教育产业化；为缓解就业压力，所以额外安排一年大学生军训……教育可以为一切被认为有用的事情而改变，却唯独不会为教育而做一些有用的改变。教育只是作为殉葬品而进行着被动的改革，却从来不是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和目标而进行着主动的改革。

　　“教育殉葬品化”已滋生出一个庞大而顽固的利益集团，教育被各种各样的由头改来改去，且仍在以殉葬品的身份被建议着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改革。

从政府工作报告看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2009年中国经济运行将呈现怎样的运行态势，世界为之瞩目。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了2009年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报告的内容，为人们清晰地勾勒出今年中国经济的四大发展走势。

　　经济下行压力将空前严峻

　　报告在分析当前形势时说，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2009年将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

　　“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本身就是自信的表现。”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市市长赵建才认为，直面不利影响，不回避矛盾和问题，把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如实摆出来，有利于我们认清形势，应对挑战。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仍未见底。国际市场需求继续萎缩，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经济环境更加严峻，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受此影响，中国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财政减收增支因素增多，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已经成为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温家宝总理指出。

　　“今年中央财政大规模地增加赤字，新增5万亿信贷规模，着力强化投资拉动，反映了政府对今年经济发展压力的担忧和空前重视。”全国人大代表、东北财经大学校长艾洪德说。

　　与此同时，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有的还十分突出。消费需求不足，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在扩大。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并不等于经济衰退。”全国人大代表陈建生说，过去经济一直在高位运行，一些问题有所掩盖。发展速度慢下来时，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调整也有更适合的时机。“直道比速度，弯道比技术”，关键是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化危机为机遇。

　　“三驾马车”表现将呈复杂态势

　　代表委员们认为，2009年，在国家政策积极催动和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表现将会呈现更加复杂、扑朔迷离的态势。

　　报告指出，今年要保持投资较快增长和优化投资结构，中央政府的投资高达9080亿元，但如何保证这些钱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而不是一般加工工业、高耗能产业或低水平重复建设，甚至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是投资能否见效的关键。全国人大代表、三门峡市委书记李文慧说，目前，投资者信心的恢复反弹还存在不稳定性，企业投资意愿依然不足，民间投资尚未真正启动。关键是要通过政府投资引导社会资本，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否则单靠政府投资很难拉动经济增长。

　　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保持经济增长的重中之重。报告指出，从扩大居民消费到培育消费热点、拓展消费空间，从完善消费政策到优化消费环境，国家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鼓励和刺激消费。

　　近期，我国产品主要出口国的企业库存明显减少，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涉及的商品整体出口已有所增长，但是，外贸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到今年1月份时，出口值等主要指标已连续3个月负增长。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大对进出口工作的支持力度，清理和调整外贸政策，改善贸易条件；巩固传统出口市场，大力开拓新兴市场。“这无疑将为提振我国的进出口注入积极因素，但考虑到外部需求的急剧萎缩、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上述政策将产生多大的积极效果还存在变数。”一些代表和委员认为，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下一阶段加工贸易的出口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

　　调结构上水平将成经济主攻方向

　　缘自大洋彼岸的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政府和企业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在应对危机的同时，如何深刻反思和汲取危机的教训，并在危机中抢抓机遇，从而实现更高水平、更快速度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更大挑战。

　　“很显然，这场危机为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增添了很大难度，但是只有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我们才能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河南省副省长宋璇涛说。

　　报告指出，今年国家将坚持把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变压力为动力，坚定不移地保护和发展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产能，整合生产要素，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保增长和调结构、增效益相统一，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发展后劲。

　　事实上，两会召开前夕，国务院已经密集出台了汽车、钢铁、纺织等十大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在提出“振兴”的同时，更突出强调通过“调整”来解决这些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实现科学发展。这仅仅是今年围绕保增长、促升级，重点抓好工业结构调整的其中一个方面。

　　今年，中央财政将安排200亿元专项资金，主要用贴息方式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同时，还对科技投入1461亿元，重点从加快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等五个方面大力推进科技创新。“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过于粗放，付出了很高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郭洪昌代表说。

　　“通过扩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等一系列措施的贯彻落实，我们的经济增长必将会更科学、更有活力、更具持续性。”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洁博士说。

　　多重有利因素支撑经济平稳较快运行

　　危机中有商机，挑战中有机遇，对一个企业是这样，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综观国际国内形势，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我们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克服困难，战胜挑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一组组数据有助于消除人们的担忧：中国GDP总量已超过25万亿元，财政收入6万亿元左右，外汇储备近2万亿美元……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有较大余地。

　　一项项举措有力地增强着世界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两年实施总额约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

　　“总理从八个方面阐述了我们信心和力量的来源，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地判断和把握形势，将激励全国人民迎难而上，战胜困难。”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认为，要实现报告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困难很多，压力很大，但是多重有利因素将支撑中国经济平稳较快运行。

　　据有关测算，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将能拉动GDP增长大约两个百分点。华电集团总经理云公明认为，2009年是4万亿元投资计划实施的第一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共同发力，保证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为中国经济增长增添强劲的动力。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经历过无数波折起伏，但在每一次困难面前，之所以都能化险为夷，并迎来一次又一次大跨步的发展，靠的就是愈挫愈奋、愈挫愈勇、战胜困难、从不言弃的坚强信心。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展现出的非同寻常的信心力量，支撑中国经济沿着又好又快的轨道奋力前行。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为时不远

“看病难、看病贵”是公认的重大民生问题，不仅因为人人都有可能生病，更因为当前医疗代价的高昂。因此，若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便是解决了当前具有普遍性的一个重大民生问题。从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传递出来的信息，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医改新政给人们解除疾病风险及其沉重压力的希望。

　　近几年，国家在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内的多元制度安排，已经覆盖了逾10亿人口，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只是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疾病仍然是城乡居民最大的一项生活风险。

　　从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国家已经确立了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保障人民健康权益的目标，并制定出了相应的时间表。这就是从2009年到2011年，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3年内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这意味着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将全面覆盖城乡居民，成为率先普惠全民的重要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国家还将加大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障的补助力度，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从而使医疗保障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疾病负担压力将明显减轻。相信这些措施施行后，人民群众看病贵的问题会持续得到缓解。

　　公共卫生服务与公立医院改革的同步推进，对于切实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同样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从2009年起，国家将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实现均等化，逐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并在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条件下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疗保障报销范围，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基本医疗卫生的可及性、服务水平以及保障水平将会明显得到提高。而从今年开始试点的公立医院改革，更是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的重要条件。据初步测算，为保障上述各项改革的成功，3年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预计将投入8500亿元，如此巨大的投入，如此全方位的改革举措，都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透过上述围绕医疗保障制度的多项改革，可以发现，它实质上是着眼于全面重构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正是建设这一制度的宗旨。而随着医改新政的持续推进，离真正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也就不远了。

农村职业教育免费是又一个惠民的好政策

今天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二次会议上做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再一次明确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提出年内要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中，对职业教育温总理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要重点支持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今年先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做起。”对此，腾讯教育联合正义网连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马国湘，请其对该部分予以解读。以下是连线实录：

马国湘：上午聆听了温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振奋。特别是温总理讲的对农村职业教育逐步实行免费是一项非常振奋人心的惠民政策。

温家宝：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重点抓五方面

马国湘：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线索看，农村职业教育一直是我国职业教育的薄弱环节。由于长期以来投入严重不足，目前发展总体水平非常薄弱，西部地区尤为突出，犹如木桶上的一根短木，制约着整个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近年来，本届政府非常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特别是把对农民工的培训也摆在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教育部实施的四大职业教育工程中，有三个都涉及大量农民在转移前、转移中和转移后的培训。应该说，农村职业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既有需要转移的1.5亿富余农村劳动力需要培训上，又有留在农村就业的近3亿农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再加上每年农村新增加的600－700万劳动力都需要培训，为此，任重而道远。这次温总理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要重点支持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今年先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做起”的策略，可以说是继中等职业教育实施国家助学金后的又一个惠民政策。这项政策对于推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大众化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马国湘：国家和地方政府还要进一步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统筹工作，把农村职业学校建设好，把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免费政策落到实处，收到实效。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免费政策将起到调整农村教育战略重点的作用。把农村职业教育从过去以普及义务教育为主向普及初中后、高中后职业教育为主转变，牢固确立中等职业教育在农村高中阶段教育中的核心和主体地位，使农村职业教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的亮点。为此，一个县要下决心办好一所职教学校，使县域职业教育发展真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道路，从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马国湘：国家和地方政府还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投入。职业教育是一类高投入的教育，但历史欠账太多，尽管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但在整个教育系统内部，职业教育投入占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例仍然很低。近年来，由于职业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原有的职业教育资源被“稀释”，生均教育资源明显下降，师资力量不足、校舍面积紧张、教学仪器短缺、专业实训设备不足和陈旧问题非常严重，急需加大投入。目前普职经费投入严重倒挂。在某省地方教育经费支出中，普通高中教育占32%以上，中等职业教育仅占3%左右。因此，要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投入机制，进一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建设，保证质量的提升。

食品药品必须让人民放心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５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健全并严格执行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产品质量追溯制度、召回制度，要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这是在认真总结以往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安排。

　　生命权是人民群众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如果保证不了食品药品安全，其他权利也无从谈起。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我们必须怀着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之情，深入分析研究，认真吸取教训。

　　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是一项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复杂工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产生严重影响。食品药品监管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尤为重要，任何部门、任何人都无权推诿塞责，失职渎职必须依法严肃追究。

　　企业是食品药品安全的责任主体，企业家身上应当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以消费者安全为立足之本，是企业品质的重要体现。所有经营管理者和企业员工都应高度重视安全问题，严格把好每一道工序的安全关，不断提升质量标准和生产工艺，确保产品安全、合格。

　　相对其他行业而言，食品药品行业最需要建立严格的追溯制度和召回制度。食品药品不像其他消费品，有问题的东西一旦进入人体就难以挽回。企业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就应该马上实施召回，容不得半点拖延，更容不得隐瞒。

　　去年以来，针对“三鹿”奶粉事件暴露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出，一定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有效的手段来抓食品药品安全。食品安全法将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起施行，随着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相信我国食品药品一定能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

讨论正酣，官员且慢抛“定论”

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近日风头甚盛，盖因其斩钉截铁地抛出一系列带有浓郁官方色彩的“定论”：“个税起征点近几年不会上调”，“消费券不会全国发放”，“印花税已经没有继续下降的空间”，“遗产税也还不具备征收的条件”，几乎每一句都跟舆论风向“戗着来”。

指望借两会东风推进诉求的网民被兜头连泼冷水，也难怪要火气冲天、结伴骂娘了。

同样火大的还有不少代表委员。在廖副部长抛出 “个税起征点近几年不会上调”高论之后，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就提出疑问：“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吗？”他认为，这样的大事决定权不应该在一个部委，“代表委员们还没讨论，你表什么态？”　　

“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吗？”如此敞亮的质疑难得一闻，也发人深思：在代议体制中，原本民意代表与政府官员截然分开最好，现在既然基于现实有一批“官员代表”、“官员委员”，那么两会召开之时，双重角色集于一身，怎样定位才不至于角色“拧巴”？

要说廖副部长发言的这一刻只代表他个人，恐怕没人相信，不代表组织的“个人”谁有能力就如此重大问题连续说“不”？要说廖副部长发言之时代表财政部，这是财政部的内部“共识”，这些话就有些“早产”了——代表委员是去共商国是，并监督政府工作的，不是去听政府官员“训话”的。连胡锦涛主席发言之后也谦虚地说“请指正”，连温家宝总理也要向代表“报告工作”，你一个财政部官员何以就敢讨论未竟之时，斩钉截铁地往外抛“定论”？

我们为什么要隆重地开两会？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让几千名代表委员“代表”他们身后的选民与界别，充分讨论国计民生，尽情表达，全面博弈，最后凝聚成共识，形成政策。现在倒好，讨论正酣，甚至还没完全展开，官员就作出毫无商榷余地的表态，岂能不伤参政议政者之心？岂能不严重扭曲参政议政的程序？

不是霸道地不让官员们说话，而是不能揣着官员的优越感在代表委员队伍里说话。以个税起征点问题为例，拉动内需，要老百姓手上有钱才能消费，于是柳传志等代表委员建议调高个税起征点促进消费。建议刚出来，财政部高官就直接“否决”，讨论还有意思吗？发消费券这回事儿也一样，在成都、杭州推出消费券后，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表示，商务部将认真跟踪消费券效果问题，中央正研究全国推出消费券的可行性。没想到就在代表委员热论其可行性之时，廖副部长直勾勾来了一句—— “消费券没有‘国家计划’的可能，国家不会普发消费券”。如果各个部门都这样 “胸中早已揣定论，任尔东南西北风”，两会还开什么开，何必费钱费口舌，直接买票回家算了。

官员代表、官员委员要表达，就先要考虑好怎么说话，屁股坐在哪里说话—— 是在被问询的位置上，而不是高高在上向大家发布“权威信息”的主席台上。关于个税起征点，你可以陈述频繁调整在外部条件上的不利影响；关于消费券，你可以列举全国发放的操作难度；关于印花税，你可以说继续下降的负面作用……这些话都可以说，但就是没有资格把问题闭合，说自己的态度已经是真理，间接告诉大家无须再议。代议体制之下，还没有一个官员有这等权力。

财政部官员如此不解风情乱表态的一幕让人怀疑：两会内外的很多“民意”，在多大程度上被认真听取？有没有一些部门仍然摆不正位置，充满权力的傲慢，只相信自己的脑门，不相信公众的嘴巴，两会代表委员呼吁一千遍一万遍，人家爱怎么想还怎么想，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延伸开来，即便更多的部门官员没有跳出来 “戗民意”，但在民意面前岿然不动，令很多事情长期搁置不前，不同样也是将民意当花瓶来摆设吗？思来想去，恐怕只有更多代表委员勇敢站出来，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对有摆不清位置的官员进行质询、问责，才能让他们对民意、对权力更多一些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