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一个投资5.82亿元、养殖规模300万只、年产蛋品4.5万吨的现代化蛋鸡养殖基地，在平谷区西樊各庄村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

　　与以往不同，这个300万只蛋鸡养殖项目，创新了一种“四位一体”产权式农业模式。

　　按这种模式的设计，西樊各庄村农民组成的合作社出让土地，泰国正大集团负责项目的建设、运营，北京银行提供贷款，平谷区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组织协调各方关系。政府的政策资源，农民合作社的土地资源，龙头企业的技术、市场资源，银行的金融资源有效整合。

　　未来，出让土地的西樊各庄村农民，将不仅仅是土地的出租者，同时也是将来地上资产——蛋鸡养殖基地的所有者。企业以租赁人的身份运营项目，并向合作社交纳租金。除了地租外，农民还可以分享企业红利。

　　“产权式农业”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它在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上创新意义何在？在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是否具有推广价值？能保证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吗？

　　近日，记者走访了西樊各庄村、平谷区政府、正大集团、金融机构等相关各方，寻找答案。

　　农民靠土地能致富吗

　　挺拔的白杨树将一望无际的墨绿色田野分割成整齐的方格。从城区去往西樊各庄村的路上，平谷区农委干部指着其中两格说，将来的蛋鸡养殖基地，就建在那儿。

　　4月28日，记者来到西樊各庄村。项目马上就要动工建设，村民们看法如何？

　　“我以前也做过生意，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好的事儿。又给地租又给分红，要不是有政府支持，哪有这么大实惠！”村主任说。

　　记者又走访了一些农户，发现大部分人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顾虑重重。

　　西樊各庄村村民，为什么欢迎这个项目？

　　西樊各庄村是平谷区八个传统大村庄之一，全村有800多户2000多人口。其中有800多人在工厂上班或开出租车等，实现了非农就业。剩下的劳动力以50岁上下的中老年人为主，主要从事果树种植。村党支部书记孙茂芝说，果树效益好的时候，每亩地收入也能达到1000元以上。但是这两年，村里的果树老化了，正在更新，效益明显下降。

　　除了果树地，村里还有3000多亩农田，属于全区土地资源丰富的村。但是这些地，在农民手里并不“值钱”。“种小麦一亩地收入，加上政府补贴也就400元左右。”

　　引进企业，能够让农民因土地致富吗？

　　“以往引进企业，主要是通过征地的形式，给农民一次性补偿款。企业利润主要归企业，跟农民没什么直接关系。”峪口镇党委书记李政告诉记者，征地的形式并不能让农民致富。以峪口镇为例，过去土地便宜的时候，承包期限为50年的一亩地才补偿农民几千块钱，最近几年刚刚涨到10万元左右。补偿款是一次性的，花完就没了。

　　征地，不但不能让农民通过土地致富，恰恰相反，全国因征地导致农民致贫的例子却比比皆是。有统计数据显示，征地纠纷，已经占到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全国因征地而失地的农村人口，更是高达4000万以上。

　　农民希望土地被开发，但是征地的方式又不可行，那什么才是能够让土地增值的开发方式呢？

　　西樊各庄村规划中可以发展产业项目的土地，因为没有合适的项目入驻，一直种着小麦保持着地表绿化。村民们期盼着有企业来投资，让他们的土地更值钱。

　　好农业项目为何难落地

　　2006年11月26日，泰国正大集团带着一个300万只蛋鸡养殖项目，到平谷区考察投资，一眼看中了西樊各庄村的地。

　　“当时我带着他们看了5块地，他们一眼就相中了西樊各庄村这块。”平谷区农委主任吴连江回忆说：“1800亩地非常平整，连一根电线杆都没有。而且它北面是山，远离村庄，好做防疫，非常适合发展养殖业。”

　　当时，平谷全区农户散养蛋鸡的规模大约在180万只左右。由于市场价格不稳定，农民养鸡基本上是养两年赔一年。而且在卫生防疫、食品安全方面又存在着很大的管理风险。平谷地区需要一个规模化、现代化的养殖项目，带动当地畜禽养殖业由传统向现代升级。

　　在采访中，正大集团副总裁杨小平用一组数据，向记者说明了这个项目的重大意义。普通农户养鸡，需要3公斤多的饲料才能生产出一公斤鸡蛋，而由正大集团来养，只需要2公斤多一点儿的饲料，就能生产出一公斤鸡蛋。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年产蛋品4.5万吨的养殖基地来说，一年仅节约饲料，就可高达4.5万吨左右，还不包括水和其他资源的节约。

　　仅从节约能源的角度，农业、农村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含量高的龙头企业带动。

　　这么好的项目，为什么落地困难重重？

　　吴连江说，2004年，国内一家著名的蛋鸡养殖企业，也曾经看中西樊各庄村这块地，想建养鸡场。最终没谈成，跟征地成本太高有很大关系。按当时的地价，征西樊各庄村这块地至少需要一两个亿，还得搭上两年的时间办理各种手续。对一个农业企业来说，成本太高。

　　正大项目也要因土地问题流产吗？

　　2007年9月21日，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出了《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其中规定：“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按照乡(镇)土地利用整体规划，兴办规模化畜禽养殖所需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作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用地，不需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2008年1月，平谷区政府通过镇村两级组织，组织动员西樊各庄村成立了“北京绿色方圆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流转了本村村民的755亩地，落实了正大项目建设用地。

　　银行会给农民多放贷吗

　　土地问题解决了，融资方面是否也能突破？

　　吴连江说，开始曾考虑过让农民贷点款。当时算了一下，整个项目所需的贷款，平均到每户大约需要十七八万元的样子。可是还没有公布具体数字，这一想法就遭到了农民的强烈反对。

　　“还没挣钱就先背上贷款了，肯定不行。”村民张桂芳至今还记得当天开会讨论贷款问题时的场景。在村里为落实正大项目而开的无数次会议中，就属那次讨论的最热烈。

　　西樊各庄村的村民可能没有想过，即使他们同意贷款，银行也不会放贷给他们。

　　据金融业从业人员介绍，由于农民没有抵押物、产权不能自由流转、经营规模小、没有债务承担能力等原因，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一直非常突出。同样，即使是农业企业，也因面临着农业项目风险大、农产品价格低廉等因素贷不到款。

　　吴连江说，平谷区政府先后跟多家银行接触，希望银行方面能在金融体制上有所创新，不需要抵押物，而是通过评价项目本身的盈利能力，来决定是否放贷。但是，各家银行最终也没能突破“惯例”，只得一一退出。

　　现任中国侨商投资联合会主席的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早在2005年中国开始新农村建设的时候就提出，希望利用正大集团在畜牧养殖业方面的技术和市场优势，通过支持中国农村农业产业发展来支持新农村建设。正大集团希望通过在平谷实施的300万只蛋鸡养殖项目，创新一种模式，将来可以在全国推广。

　　这一想法与平谷区政府不谋而合。在采访中，平谷区区委书记秦刚说，以往引进项目，对农民增收效果不明显，甚至会挤压农民的生存空间。在引进正大项目的时候，我们也考虑，是否能在产业的组织模式上有所创新，让农民和农民合作组织加入进来，带动他们增收致富。

　　这就需要改变过去单纯靠企业投资的融资方式。

　　2008年9月，离最初引进项目已经过去近2年的时间了，资金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一次偶然的机会，北京银行被引进来。北京银行提出，合作社不具备贷款条件，但是可以通过一个融资平台，替合作社贷款。

　　这个时候，国际流行的融资模式——BOT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农民合作社怎么融资

　　BOT模式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通常直译为“建设-经营-转让”。因其具有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优点，而成为发展中国家广为采纳的一种融资方式，用于高速公路、机场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成效显著。

　　对正大项目来说，农民合作社虽然有土地，但是不具备建设和运营蛋鸡养殖基地的实力，合作社可以委托具有实力的正大集团来建设运营，合同期满后将其收回。

　　借鉴BOT模式，如何搭建一个替合作社融资的金融平台？

　　向银行贷款，必须有项目总投资的30%作为资本金。2009年初，平谷区国有企业——谷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正大集团各投资8750万元，成立了北京谷大农业投资有限公司。由谷大公司作为项目的融资平台，替合作社来进行项目的融资、建设、运营、移交等事务。

　　谷大公司成立后，向银行贷款，筹齐5.82亿元。然后，委托正大集团旗下的正大置地有限公司进行建设。建成后，移交给同是正大旗下的北京正大畜禽养殖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北京正大畜禽科技有限公司每年支付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的12%(近7000万元)给谷大公司，谷大公司用这些钱来还银行贷款、政府和企业投入的资本金，同时支付农民合作社的土地租金和分红。合同期限20年，前两年为建设期，第3年到第14年为还贷期。还贷期结束后，养殖基地将收归合作社所有。

　　一旦项目经营遇到市场风险，农民的利益将如何保障？

　　“我们和正大集团签订了‘照付不议、不可撤销’协议。也就是说，不管经营的好坏，正大集团必须支付12%的固定资产回报，由正大集团旗下的大发正大来为北京正大畜禽养殖科技有限公司做担保。”吴连江说。

　　谷大公司和农民合作社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谷大公司全权代理，会不会让农民合作社沦为“傀儡”？

　　在位于平谷区财政局的北京谷大农业投资有限公司里，公司负责人刘腾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谷大公司和农民合作社之间是一种紧密的关系，合作社主要负责人和社员代表，都是谷大公司的决策成员。有关项目的相关决策，全部通过谷大公司和合作社之间的决策联动机制来完成。”

　　金融学博士出身的刘腾告诉记者，谷大公司有现代企业制度，有优秀的技术人才和丰富的市场经验，是农民合作社和市场对接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正大项目是一个起点，运作成功后，将来，作为农业投资公司的谷大公司，将可以帮助更多的农民合作社来参与市场经济，发展现代农业产业。

　　土地、资金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四位一体”产权式农业模式由此产生。

　　“准确地说，这一模式应该叫做‘产权式 BOT外包式’农业。”在位于长安街上的办公室里，正大集团副总裁杨小平说。“产权式”，说的是农民合作社具有项目的产权；“BOT”说的是项目的融资方式；“外包式”说的是这一模式，把合作社不擅长的产前(建设)、产中(运营)、产后(销售)服务交给有专业资质的龙头企业来做。

　　杨小平称这一模式为：“农民当老板，企业来打工。”

　　目前，正大集团正向全国推广这一模式，山东的养虾项目，内蒙古的养猪项目等等。

　　新模式能保证稳定增收吗

　　农民拥有产权，收益和没有产权时相比，将产生哪些变化？

　　我们不妨算一笔账。如果只是出租土地，农民将只有地租收入，那就是每年每亩地1000元(正大项目规定每年递增5%)。在正大项目中，西樊各庄村村民平均每人入社3分地，以一个三口之家为例，每年因项目增加的收入不足1000元，到第15年可达2000元。对农民增收致富的效果很不明显。

　　而在新模式中，除了地租以外，农民还可以享受到企业分红。合同规定，不管企业经营好坏，每年都必须支付合作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的12%作为回报。还贷期间，按测算每人每年分红不少于2000元；还贷期结束后，每人每年不低于8000元。这样，一个三口之家到第15年，仅分红一项每年就可增收24000元，能到企业里打工的工资性收入还不算。而且，14年后，这个投资5.82亿元的养殖基地，将保证运行良好地归合作社所有。

　　新模式增加的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不分老幼病残均可享受。在村民胡秀兰家，这一点体现的尤其明显。胡秀兰家5口人，婆婆78岁，儿子正在上大学，主要劳动力就是胡秀兰夫妻俩，但是两人也50多岁了，劳动能力正在下降。没有正大项目之前，胡秀兰一家经济条件是比较差的，夫妻俩一年靠种植果树、种地、打散工的收入，还不够儿子上大学的花销，儿子上学期间不得不借钱补贴家用。可是加入合作社以后，胡秀兰家人多劳动力少的劣势变成了优势：人多分红就多，仅靠项目一年至少增收11500元钱。而且有了项目以后，两口子也看到了年老以后的保障。

　　“说白了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农民就能旱涝保收了。”孙茂芝说。

　　为了让更多的农户受益，除了西樊各庄村838户2253人，平谷区政府还从全区农村低保户中，选择有残疾人和学生、又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578户2133人加入合作社。以前靠领取低保金只能解决温饱的困难群体，也看到了增收致富的希望。

　　产权式农业模式，和以往的农村产业组织形式，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农民拥有产权，就具备了主体地位，对土地的价格和用途有了决定权。”吴连江认为，以前的土地开发形式，因为农民没有产权，就失去了参与权和决定权。而产权式农业模式，通过产权的形式让农民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农村具有土地、环境、劳动力等资源，而农村以外有项目、资金、市场等资源，以前，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将这些资源整合起来，造成双方的浪费。现在，产权式农业模式做到了，不仅农民受益，政府、企业、银行都受益。

　　产权式农业推广空间有多大

　　“四位一体”模式的出现，是偶然现象吗？

　　其实早在“四位一体”模式提出之前，一种“三位一体”的产权式农业项目已经在平谷投产了。

　　与正大项目5.82亿元的大额投资不同，作为亚洲最大的现代化蛋种鸡养殖企业，北京市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在三年内，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建设15个占地面积四五十亩、平均投资1000万元、养殖规模12万只左右的养殖基地。

　　由于投资额相对小，在峪口禽业首创的“政府 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的“三位一体”模式里，没有引入金融机构。养殖基地由农民和企业共同投资，农户投资占10%-30%。基地由农民合作组织自建，峪口禽业负责基地的设计、委托施工单位、负责工程监理；并参与养殖基地的生产管理。养殖基地生产的优质蛋种鸡种蛋由峪口禽业负责全部收购。农户可以通过以土地承包经营受益权入股、资金入股、到企业劳动务工等三种方式加入合作社。企业承诺，除管理人员外，用工全部来自当地；农户入股的收益每年不低于15%。

　　以东洼村村民任满合为例，47岁的任满合过去自办养鸡场，由于市场经验不足，连年亏损。现在，任满合将自己45亩地养鸡场的承包经营收益权，折合成50万元资金加入合作社，按合同规定，他每年可以分红7.5万元。

　　如果说“四位一体”模式的带动效应还只是一种理论预期的话，“三位一体”模式已经成效初显。第一个养殖基地投产以来，不但让农民手中的闲钱有了去处，让农村闲置的荒滩地得到利用(养殖基地不需要占用良田)，而且发挥出带动农民增收、将农民培育成产业工人、带动传统养殖业升级等作用。

　　为何在同一时期内，峪口禽业和正大项目同时选择了产权式农业模式？

　　“生产用地和发展资金，是企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两个问题。”峪口禽业董事长孙皓说，产权式农业模式是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虽然各个项目具体的实施方式不同，但是共同点都是将农民手中的资源变成了产权，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在这个过程中推进了农业产业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