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三次被捕

北京公安局十三处大概多年来都是治安处，至今还是治安处。这里专门用来关押尚未处理的刑事犯，在押的大多是小偷和流氓。日本人修的这个监狱不知曾经关押过多少中国人，其中志士仁人不知有多少在这里命丧黄泉。每间牢房面积大约有十平米，都是木地板，没有床。对我还算优待，一个房间只关了我一个人，每个在押犯发给一件旧的不能再旧的蓝色大衣，这就是全部的行李，这里吃饭就更惨了，每天两餐，都是两个窝头和一小碗清水白菜汤，上午九点和下午四点开饭，那时年轻，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不可以吃饱，每天都在忍受着饥饿的煎熬。和我同时从武汉遣送的还有一个清华的学生，我只知道他的化名叫张闯，押在我隔壁的牢房，门的上半部分是铁栏，所以，彼此之间可以交谈，因为我们都是学俄语的，我们俩有时用俄语交谈，知道他在武汉也是一个知名度很大的人物，我们经常抱怨这种待遇，可也没有办法，那时，每天都在盼望开饭，几乎都不再想别的了。

“不行，我得想个能吃多点的办法！”一天，我对隔壁的张闯说。“那有什么办法呢？”张闯十分疑惑。“你等着吧，我正在研究。”我回答说。

我对当时给在押者开饭的方式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到了开饭的时间，每个牢房的门全部打开，把大家集中到二十几米外的一个大厅里，那里摆放了两个送餐车，一个是发窝头，另一个是给每个犯人打一碗白菜汤，大家分别排两个队，可以先排领窝头，也可以先去打白菜汤，每个人有两个碗，大小都一样，归自己长期保存。针对这种开饭方式，我设计了一个钻空子的方案。

又到开饭时间了，我和其它人一样走向大厅，我先去排领窝头的队伍，两个窝头发到我的碗中后，我就去排“白菜汤”队，此间，大厅里人很多，也很乱，我悄悄地把那两个窝头从碗中拿也来，掀开大衣，把窝头偷偷夹在腋下，紧紧夹住，领完白菜汤后，我一手端着白菜汤，另一支手端着空碗，再一次去排“窝头队”。这样，我就可以领四个窝头了。我把这项“科研成果”告诉了张闯，他也如法泡制，这样，我们经常可以领双份的窝头了。一次，张闯感叹说：“我真想不出来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窝头更好吃了，等有一天我获得自由的话，我一定连吃十个窝头！”

我在那里被关了一个多月，68年11月2日，北京水电学院革委会来车接我，押回学校，汽车刚进学校大门，高音喇叭就发出一个女生的尖利高叫：“反革命分子陈左畏罪潜逃，现已被我革命^造**派抓获归案了！”

几经批斗后，我在学校被关押在一间宿舍里，铁窗铁门，这次可是戒备森严，每天对我进行审讯，重点是到底怎么从学校跑的，他们认为，我从窗户里逃跑是不可能的，一定有人策划接应，让我交出同谋来，那时我才知道，我逃跑之后，学校军宣队进行了严格地排查，我的好友都是重点，和我关在一起的其它“牛鬼蛇神”更是遭到毒打，尤其是关在一起的实习工厂的杨师傅，打的死去活来，他们认为，我的手铐肯定是他帮我打开的，因为他是钳工，据同室人揭发招供，他还说过：“你看他带的那个手铐，我一下就能打开。”不知是同室关押者在毒打中胡说八道，还是他真的说过，凡正他最倒霉了。（后来没多长时间，杨师傅就含冤去逝了）在此，我沉痛悼念杨师傅，你因我承受了不白之冤，含恨辞世！让我说一声“对不起！”

一天夜里，在保定遇到的那俩个同学黄钦福及同行者，忽然闯进我房间，不由分说，手持钢丝鞭对我一阵毒打，出了在保定挨打的那一肚子气，那天值班的是黄钦福同班的学生，所以，为他们开了绿灯。

在我遭受种种毒打逼供中，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从没有出卖任何人，我经受了住考验，我曾想过，如果我在解放前参加革命，当了地下工作者，在敌人的严刑之下，我可能不会当叛徒，在前几年，我曾专程看望帮助我逃跑的王建平，提起当年的往事，时任天津水利勘测设计院副院长的王建平还说：“你逃跑后，我长时间提心吊胆，恐怕你出卖了我，看来你是可交的！”

这一下在学校关了两个多月左右，已经是冬天了。后几天，小屋里又押进来一个人，恰是那个数学教授丁利吾，他很少说话，经常一个人看着天花板发呆，有时我安慰他几句，他对我很有好感，我对他说了有人去调查他是特务的事，他只是深深地叹气，只是对我说：“象我这一辈子搞数学的人象特务吗？”说完苦笑着。有时，他会问我：“监狱里也打人吗？”“监狱里让看书吗？让带暖壶吗？”看来他已经完全失望了。^造**派们每天逼着我们写思想汇报，我拒不写，丁教授不敢不写，只是问我：“今天写什么呀？”我说：“你看外面下雪了，你就写下雪吧！”于是他就写：“今天下雪了，明年一定是个大丰收。”这就是思想汇报的全文，我看了后哭笑不得。

春节快到了，也没人再理会我了，只是看守的非常紧，我也不知这些人在搞什么，一天，我被揪到了大礼堂，我还以为又是被批斗，然而，这次可没有那么简单，会上先后由校革委会主任崔赞珠（文革后被定为三种人，现在沈阳农大任教）宣布：“经北京水电学院和唐山市革委会、军管会上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军区，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军区批准，现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移交唐山市革命委员会、唐山军管会！经北京水电学院革委会研究决定，将其开除学藉！”接着，唐山军管会的军事代表宣布对我逮捕的决定，然后给我戴上了手铐。礼堂里人山人海，只传来了稀落的掌声，我被押出了礼堂。校医院门口停放着一辆吉普车，是为了送我到唐山的“专车”，无数的师生目送着我，我在车门前突然挣脱开押解我的人，挺起胸膛，高声大喊：“同学们！老师们！再见了！你们要相信我没有罪！总有一天，我陈道崇会挺着胸膛回来的！”汽车开动了，我被押解着奔向唐山的公路，第三次将被拋向唐山的监狱，我知道，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但我也相信，世界不会永远这样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