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个群体，人数众多，分布于社会的各行各业。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城市建设不能完成，城市发展就会停滞。然而他们却在维权路上艰难挣扎。农民工维权难似乎已无人不晓。于是，帮助这个群体维护权益的各种声音从官方、从民间鹊起，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振奋着这些“异乡人”融入城市的决心。3月6日，记者对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站长冯冬梅律师，请她就我省农民工维权谈谈看法。

记者（以下简称记）：冯律师，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公益性质的法律援助站，为弱势人群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比如人们熟知的青少年法律援助、妇女法律援助等等。但专门服务于农民工的法律援助站人们似乎并不太熟悉。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冯冬梅（以下简称冯）：山西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是2007年3月23日由省司法厅批准成立的，同年5月25日正式挂牌。我们的责任是保证无偿承办农民工法律援助事务，为广大农民工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振兴中国公益律师事业而努力奋斗。我们工作站主要负责为农民工解答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组织法律知识培训及开展有关法律援助的理论和实务研究，并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办理各类涉及农民工的诉讼和非诉讼法律援助案件。

记：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比起“妇女”“儿童”的概念范畴狭窄得多，为何要专门针对他们进行法律援助？

冯：农民工，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生产力提高以后，很大一批农民被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到城市衍生出的。同传统意义上的工人相比，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生活习惯“泥土气息”依然浓重；同农民相比，他们生活的环境更纷繁复杂。因此他们的权益更易受到侵害，受到侵害时他们更为无助。

2007年之前我是一名商业律师，那时我也遇到许多起农民工维权的案件。在处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我发现由于农民工维权案件比较繁琐且经济效益不高，很多商业律师不愿或无暇接，也在客观上造成农民工维权难。因此，我国相关法律援助组织在建立了针对青少年、妇女等的援助机构后，于2005年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的首家。随后2007年我省也成立了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这在全国现有的21家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中算成立较早的。

记：工作站成立后，当我省农民工遇到劳务纠纷时，是否维权有门了呢？

冯：这是可以肯定的。太原钢铁企业公司零散货物储运站的临时工的甘肃籍农民工孙晓青的案件极具代表性。孙晓青1989年参加工作，近20年的超负荷工作使其身患胃癌绝症。他向其工作单位反映病情，要求给予补偿，但被拒绝。孙晓青向有关劳动部门反映未得到解决。2007年，孙晓青找到我站寻求援助，我站立即指派韩斌律师为其提供无偿法律援助。韩斌律师在了解孙晓青的现实情况和查阅有关法律法规后，不辞劳苦，积极采取行动，使太原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此案，终让孙晓青病有所养。这是我省2006年5月7日出台《关于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暂行办法》后第一起立案的关于农民工医疗保险的案件。在工作站成立近两年时间里，我们共接待法律咨询案件2314人次，受益农民工近2万人次，涉及金额近1．5亿元；决定援助案件234件，已经办结案件148件，受益农民工4300余人次，共为农民工追讨劳动报酬、获得工伤亡赔偿金等赔偿款项868．472万元。由此可见，我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后，大大提高了农民工维权的效率。去年，我们还被国务院评为农民工工作先进集体，在全国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系统内我们是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

记：对于那些有一定的法律意识的农民工，咱们的工作站可谓是帮他们开了一扇门。然而，大部分农民工却法律意识淡薄，对于这样的农民工，他们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冯：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正是农民工维权的难点所在。由于农民工特别是外地来晋务工的农民工文化水平偏低，人生地不熟，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较差。对法律法规，特别是法律援助知之甚少，当他们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后，不知道到哪个部门投诉或求助，更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引导农民工如何依法维权就是我们的另一个重要职责。我们同电台、报社等媒体合作，共同开办法律援助节目，讲解法律常识。目前通过媒体报道援助案例30余起，获益农民工近10万人次。此外，工作站律师还常常深入工地举办农民工法律知识培训。

记：您认为今后的农民工维权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冯：通过近两年的努力，我们发现如今的农民工在维权方面已有了可喜的变化。现在很多农民工来咨询前都会主动搜集证据，这说明他们维权的主动性在增强。这是一种思想上的变化，非常不易。至于今后的农民工维权会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认为在全社会的配合下，用工单位的法律意识也会逐渐增强，纠纷会越来越容易地消灭在萌芽状态，最终消失。这也是我们法律援助工作者最大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