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夕，记者在北京进行了从近郊到远郊的辐射式采访。从海淀区北坞村的农民安置楼建筑工地，到昌平区的设施农业走廊；从朝阳区高碑店的古典家具文化街，到怀柔区、平谷区的沟域经济带；从通州区宋庄镇的画家村，到顺义区的临空会展经济，再到密云县的创意农业，记者在采访中深切感受到，推动北京“三农”近些年来发生巨变的，是北京重新认识“首都‘三农’问题”的果敢勇气，是这个特大城市不断探索统筹城乡发展方式的创新思维，是作为首善之区坚定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宏大实践。

　　新理念催生新定位

　　北京市总面积16400平方公里，下辖18个区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北京人都习惯性地认为，只有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城八区”才属于北京区域的概念，而郊区县则被视为北京的外围。

　　二元结构一直是北京城乡协调发展的突出瓶颈。过去，同全国一样，北京的农民只是单纯种粮、种菜、种果，郊区就是专职米袋、菜篮、果园。受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所限，全市基础建设、固定投资的绝大部分，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主要对象多集中于中心城区居民，而面积10倍于城区的郊区，则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发展迟缓。

　　进入21世纪后，城乡关系的实质拐点终于显现。到2003年，北京已经由一个发展中城市成为中等发达城市。然而，中心城区经济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却日趋表现出对人口、资源、产业、道路交通承载的不堪重负。此时，郊区农民却还在渴盼过上城区人的生活。

　　如何看待新时期的城乡关系，化解城乡发展的突出矛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提出“整个北京是浑然一体。”首次把北京城区和郊区看成了一个整体，放到了一个平台上审视、思考，这标志着北京“三农”问题的破解，上升到了全市整体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层面。

　　新理念催生新举措。2004年，刘淇1个月之内7进山区调研，先后深入到了房山、门头沟、延庆、怀柔、密云、昌平、平谷七个山区区县。随后，市委、市政府出台生态建设与农民增收相结合的山区生态林补偿机制，决定由市财政每年拨款1.92亿元，让43000名山区农民转换身份，就地成为由政府发工资的专职山林管护员，他们管护的是全市912万亩经济生态林，实际上是在为全北京特别是城区管护生态。此举被誉为北京统筹城乡发展的发轫，意义非同寻常。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在北京的领导眼里，不仅普通的山林具有宝贵的生态价值，就连一亩冬小麦的生态价值，都能量化到3600元。这种对郊区作物、林木在生态价值上的量化认知，表明了对北京“三农”价值的重新认定。郊区生态功能的被认知和发掘，拉近了城区和郊区的距离，密切了市民和农民之间关系。城乡发展理念和“三农”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预示着这个特大城市的城乡格局和“三农”发展，即将迎来一轮深层次嬗变。

　　2005年4月，北京市政府“三农”工作专题会上，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向政府各部门发出一道“春季调研令”，要求农、林、水之外的其他所有部门不论涉农与否，都要到郊区调研。全市56个部门都相继拿出了丰厚的“见面礼”———108项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折子工程”。第二年的全市农村工作会议上，就连过去从未被要求参加农口会议的四城区主要领导也悉数坐进会场。

　　2006年底，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功能区域发展规划》，对各个区县未来五年的发展进行了定位分工：北京将建成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四大各具特色的城市功能区。城市发展新区包括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五个区和亦庄开发区，是北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主要载体；生态涵养发展区包括门头沟、平谷、怀柔、密云、延庆五个区县，是北京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

　　2007年12月9日，北京市代市长郭金龙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郊区生态环境建设工作进行调研时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握住北京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功能定位，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强化生态涵养功能，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要紧紧依托首都经济辐射优势和本地区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转变发展方式。要高度重视民生，努力解决“三农”问题，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的山区农民。

　　2008年12月，《中共北京市委关于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由市委五次全会讨论并提出。《意见》中制定的北京城乡一体化目标，比当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对全国提出的要求高了不少。这是北京按照中央的精神，在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率先”进行布局谋篇。

　　在《意见》所有涉及城乡一体化政策、措施的大量表述中，统一、平等、统筹、均等、同步、城乡衔接等词语无不被用在关键部位，割除二元结构体制性顽疾的出手更显果断：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保障符合规划的农村集体建设土地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同步”加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城乡统筹思路；实现城乡教育、文化、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的“城乡衔接”。同时，《意见》还突出强调了鼓励改革创新，如鼓励在绿化隔离带建设、土地使用制度、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等重点领域，大胆探索、先行试验。

　　正是由于新型城乡发展思路的引导，使得北京资源主要向城区集聚状况由多年不变改为大幅调整。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8年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向郊区注入比例的逐年攀升：从2003年的20%、2004年的40%，到2005年接近50%，2006年更是历史性超过50%。到2009年，这个“过半”比例已经连续保持了整整5年，成为北京强农惠农的利器和后盾。尤其是2009年，北京市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80.2亿元、同比增长63.5%。刚刚过去的一年，北京全市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这意味着北京经济实力有了巨幅提升，扶持“三农”发展有了强大的财力后盾，也意味着北京面临转变发展方式的契机和挑战。

　　“重新认识首都‘三农’问题”

　　有了城乡发展新思路引导，北京打破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年年有新举措，郊区农村岁岁有大变化，新理念、新政策正不断转化为推动北京“三农”发展的强劲动力。同时，一个更加符合首都发展规律、具有北京特色的“三农”深层认知，又在反复酝酿中呼之欲出。

　　2009年7月，在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市委书记刘淇提出要“重新认识首都‘三农’问题”。他说，首都的农村是北京郊区的一部分，是北京新的战略发展空间；首都的农民是北京的市民，是推动郊区发展的动力，是拥有集体资产的市民；首都的农业是都市型现代农业，是一二三产相互融合的产业。他强调，让农民富起来是提高农村消费和投资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消除城乡差别、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的重要战略举措。要以新城建设为龙头，以小城镇建设为纽带，以新农村建设为重点，以城乡结合部发展为突破口，以深化农村改革为动力，全面推动郊区的发展。

　　这个讲话在全市各级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市委常委牛有成对重新认识首都“三农”问题，从背景、角度和内涵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阐述。他说：“北京全市面积16400平方公里，城区只有1100平方公里，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就城区说城区或者就农村说农村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城乡资源整合，只有城乡一体化发展，才是科学的路径。”北京市副市长夏占义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在新的时期，北京的发展必须以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为重要平台，而这些地区中很大部分位于农村地区。因此，要按照北京城市产业和功能定位来理解农村是首都新的战略发展空间的深刻内涵。”

　　从“整个北京是浑然一体”、“首都的现代化起步在城区、实现在郊区”、“统筹北京城乡发展”到“重新认识首都‘三农’问题”等提法，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北京“三农”的认知脉络，标志着北京市委、市政府及各级领导干部对解决“三农”问题认识上的不断深化。

　　“世界城市”的“三农”新局

　　思路决定出路，对“三农”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的不断深化，给北京“三农”事业和城乡关系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

　　农业发生了功能性变化。北京农业的功能从单纯提供食物演变为提供生态服务和休闲娱乐旅游等文化服务，从菜篮子、米袋子变成氧吧、游乐园，创意农业使农业的内涵变丰富了，使农业的形象变时尚了，更使农业的增值效应倍增了。大兴区的玻璃西瓜把农产品变成了工艺品、延庆县的豆塑画用三两颗黄豆就能讲述出一个传统故事、通州区的南瓜主题公园汇集了1000多个瓜果品种、平谷区的桃花节跻身“中国十大地方节庆”龙虎榜、房山区把柿子开发成了柿子冰激凌等系列餐桌食品、密云县的爱斐堡红酒庄园充满了欧洲风情、怀柔区的公园式农业让人流连忘返、海淀区的凤凰公社成为了中国首家生物动力农场……这些新奇的创意生动鲜活地彰显了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示范等新功能，不仅促进了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而且满足了广大市民对农耕文化和自然生态的向往、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指数。

　　农民发生了观念性变化。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了生活方式的转变，进而促进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农民有了医保和社保，没有了后顾之忧，生活方式也逐步向市民看齐。就收入来源而言，已经由以前单一的经营性收入拓宽为目前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四种渠道，2009年，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986元，增幅13.4％。其中，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例首次突破60％。实现了由靠天吃饭向二三产业的转移。近年来，随着北京村级组织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北京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也在迅速推进之中。目前全市已有812个乡村的52万农民“变身”农村集体资产股东。

　　农村发生了由表及里的变化。城乡统筹的制度设计、强农惠农的政策支撑，使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事业向农村倾斜、社会保障向农村接轨。农村有资源缺要素的状况正在改变，城乡一体化的趋向更加明显，在北京看到的不仅是村容村貌的整洁，更重要的是不断向前迈进的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崭新步伐。城乡一体化首先表现在就业的一体化。基层就业服务体系实现了全覆盖，在所有乡镇建立了社保所，所有行政村建立了就业服务站。实行农民转移就业登记制度，将有转移就业愿望的农村劳动力全部纳入城乡统一的就业管理服务范围。通过实施再就业援助制度，2009年全年累计转移就业10.3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172%。市委农工委副书记高华告诉记者：北京市提出消灭“零非农就业家庭”的目标，采取措施让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人在非农领域就业。城乡一体化体现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医疗卫生逐步一体化，2009年实施了“新四统一”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即全市统一规范“特殊病种”门诊补偿范围、统一试行乡镇卫生院“零起付”补偿政策、统一住院补偿“封顶线”18万元、统一推行“出院即报和随诊随报”。从2004年至今，275万人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农民参合率由74.69%提高到95.7%，人均筹资标准由102元增长到420元，门诊补偿率由6%提高到32%，住院补偿率由29%提高到50%左右。农民领取退休金，如今在北京正在成为现实。2009年1月启动了《北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新制度打破了城乡户籍界限，将符合参保条件的本市城镇和农村居民统一纳入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并实现了缴费、待遇等标准上的城乡一致，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养老保障制度的城乡全覆盖和一体化。参保率由2007年年底的36.6%提高到90%，累计参保人数达到153万人，人均养老金水平由2007年年底的100元左右提高到400元左右。

　　城乡交流发生了双向性变化。过去，农民进城很不容易，城里人下乡也很困难。现在，柏油路一直通到大山里面，新鲜蔬菜早上摘下来，中午就能端上市民的餐桌，时间距离的缩短也促进了城乡的心理接近和产业融合，促进了生活的融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产生活新格局。一方面，农民进城很方便，走亲戚、找工作、出售农产品便捷利索；市民下乡也容易，周末、节假日去郊区放松心情、享受自然成为都市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农民坐在炕头可以浏览城区的招工信息，在城区找到工作；市民纷纷去郊区居住、生活和置业，明星大腕们还可以在郊区找到自己的休闲胜地，企业家们也可以在郊区设厂开店。你在城市街头碰到的出租车司机、商店的收银员、街头的保洁员，他们很可能就是郊区的农民，而你在郊区农村遇见的行人、生活小区的居民、乡村开发区的蓝领白领，很可能还是来自城区的市民。农村人进城，城里人下乡，就像去商店买东西一样自然，不再有价值上的高下之分，大家都是北京的市民。城乡交流的双向性变化，无形中成为北京城乡一体化的融合剂。

　　2008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之后，北京变得更加自信和包容，正以昂扬的姿态向“世界城市”目标迈进。2009年底，北京市委召开了十届七次全会，正式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围绕“建设世界城市，推进城乡一体化”主题，结合首都“三农”功能定位，北京市委农工委、市政府农委组织相关部门讨论后认为，今后北京“三农”发展要在重新认识“三农”的基础上，通过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努力把都市型现代农业打造成为建设世界城市的特色产业、建设世界城市生态宜居的基础、建设世界城市高端农产品需求和应急供应的基本保障，而这，也必然会进一步推进北京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给北京的农民带来更大的实惠。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扎实推进，随着大北京发展理念与目标的提升与实现，北京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本报采访组 王太 何兰生 李庆国 孙维福 施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