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国务院发布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提法。仅半年时间，富士康青年员工的次第跳楼事件，就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美好愿景撕开了一个个伤口。城市应选择什么样的繁荣路径？城市和乡村到底应如何互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如何在城市发展中有尊严地生活？这些都值得认真思考。

　　如果听任“三低三多”大行其道，必将严重挤压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发展空间，剥夺其参与社会博弈的能力。就像打工妹郑小琼写下的诗句那样，“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线的某个工位，用工号替代／姓名与性别，在一台机床刨磨切削／内心充满了爱与埋怨”。

　　现实地看，新生代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甚至会产生大批既不能进城又回不了乡村的边缘人。占到中国外出打工农民60％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过亿人，尽管他们在幼年、童年就随着父母在城乡之间游弋迁徙；他们在城市里的轨迹不外乎打工子弟学校、铁门紧闭的工厂，城市对他们的接纳显然有所保留，尽管他们很愿意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