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被推到极端状况下进行拷问，那么“你是谁”、“此岸与彼岸”的问题就变得尖锐而直接。
在《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川军团几经战场的磨砺，所剩的也无非是几条贱命和残破的装备，之所以能重新拖着伤痛的身躯再赴疆场，是为了继续追寻那个谁也不敢提及的胜利的希望，以及尊严。甚至希望的寄托，也沉重地握在一个从天而降的假团长手中。
而震区的企业，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支川军团，在“5•12地震”之后的一年，他们也被推到了极端。地震，这些企业被自然的力量所重创，人员伤亡、厂房设备损毁,在悲痛与彷徨中无助。金融危机，又让这些企业感受人类自己创造的秩序混乱与无力，他们各自所处的产业链条被狠狠地撕扯与扭曲，在常态之下隐匿的弱点被放大与清算,压倒骆驼的稻草纷纷扬扬……灾区企业群落的生态被两种极端的方式完全破坏了。
在这个时候，企业也像人一样被抛入一种关于存在的追问，面临着有限与无限、现实与理想的激烈冲突。为了探寻这个问题，我们的采访组深入四川采访了多家企业，关注他们作为一个企业个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其中，既有在产业链中享有极大话语权的核心央企，也有在农田与山野间漂泊如浮萍的村办企业；既有藏身于崇山峻岭之间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支柱的加工企业，也有深埋于茫茫大山之中与原材料傍邻而居的化工工厂；既有翱翔在产业起飞之际的高科技企业，也有受难于经济危机之时的配套型企业。他们实力不一，规模各异，他们在各自的产业链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在宏观与微观的环境中面临不同的困难。
东方汽轮机厂，一个在地震中伤亡与损失最为惨重的企业，方圆十数里的厂区成片倒塌，在抢险救灾的同时，尚能在震后三天参加千里之外的招标会，在抢救生命的同时不忘抢救生产设备，化整为零，维持生产的持续。因为，遍布全国的下游装备制造商和发电企业客户，都在等待汽轮机的运转，恢复产业链的正常呼吸。
蓥峰化工厂，远远望去生产工厂仍然烟雾缭绕，而这是一个在地震中生产设备、原材料、能源、交通集体陷入瘫痪的企业，走近你会发现生产烟雾只来自原来偌大工厂的一角，而旁边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他们甚至连工厂最终是搬迁重建还是就地恢复都不能确定，但是仍然组织资源尽可能地恢复生产。因为，整个四川甚至西南地区的农民与农田，都在等待化肥来保证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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