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艰难“执政”路-村官交流--中国农资供销网

村官艰难“执政”路

时间：2009-10-29 14:12:06来源：[标签:出处]作者：李永

　　■湖北枝江市人大代表、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吕邦列，受潜江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影响，近年来一直把推进基层民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他罕见地以非正式候选人的身份竞得人大代表一职；他去年发起罢免了原村主任，并在后来补选工作中成功当选；他上任后即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规定施政。
■然而，各种主客观因素使他在半年的执政过程中步履维艰。人生道路上屡遭挫折的吕邦列，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吕邦列没想到“清账”这么难？　　“我该怎么走？”8月下旬，面对上任后难以承受的种种挫折，当选仅四个月的湖北省枝江市宝月寺村新任村主任，33岁的吕邦列写信向外界求助。
　　信中写道：“自从2001年走上为民维权的道路，我从没后悔退缩过。而如今，在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我反而不知该如何走下去了！我不想当逃兵，但不当逃兵我怎么办呢？”
　　在2004年4月20日举行的村委会主任补选工作中，吕邦列赢得了80％的选票，以绝对优势当选。在这之前，他曾成功发起罢免原村委会主任吕万科的“运动”，因此被一些人看成是靠“^造**”上台的村主任。
　　然而，单枪匹马的吕邦列，在上任后按当初向村民承诺的那样打算“清账”时，却发现自己被完全孤立了。
　　其他村委会委员是上届班子的遗留成员，自然不可能支持他。尽管上任5个月了，吕邦列似乎仍然是一个“非法”的村主任：民政部门至今没有给他颁发当选证书；村委会的公章甚至也被人拿走，最后交到了一名副主任手中。他没有办法，他所依赖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相关实施办法，并没有规定过谁保留公章这样的具体问题。
　　4月26日，吕邦列上任后第一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结果因为参加的人没过半数而流产。这一天，他第一次走进村委会办公室，发现这里已经是一无所有，连灯泡也已被人拧走。
　　上任至今，吕邦列召集的村务会议大大小小不下十次。然而从没有过当“官”经验的他根本“压不住场”。一开口，就磕磕巴巴，丝毫没有他写文章时的灵气。结果，几乎每次开会都搞得一塌糊涂。存放帐本的柜门上用粉笔写了带有威胁性的话自从2001年走上为民维权的道路，我从没后悔退缩过，而如今，在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我反而不知该如何走下去了！并且也在深思，基层民主之路我又该如何走下去呢？
……现在的我连自己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而且还承担着还债的压力。我该如何走出这个困境，继续为推动基层民主向前发展而奋斗呢？我还不想当逃兵，所以唯愿社会上有识之士助我一臂之力，帮我出谋划策度过难关！
我知道，如果我成了逃兵，将不仅仅是我的悲哀！那会寒了多少老百姓的心啊！但不当逃兵我该如何走呢？
——摘自吕邦列8月26日向社会发出的求助信《我该怎么走》
　　“邦列是个好人，人蛮老实，蛮吃苦，可他不是当官的料，他斗不过那些啊。”看到吕邦列的种种困境，许多村民这样说。
　　在一位村干部看来，吕邦列在反应速度和表达能力方面存在缺陷。
　　“可他倒好，有理也只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要命的是，新的工作难以开展，前村委会工作遗留的麻烦却接踵而来：6月2日，原村党支部书记张加喜状告原村委会合同纠纷案开庭，吕邦列以法定代表人身份出庭应诉。
　　7月13日，枝江县城的一个人过来，称前村委会借了他8000元钱，现在到期了，得还。吕邦列称“没钱”，三言两语下来，对方火冒三丈，称“以后不要让我在外面看到你”。
　　8月23日，邻村的两位老人找到吕邦列家里，要吕邦列“行行好”，将村里欠他们的两千元还了。老人一坐就是两天，吕邦列最后心软，将他们领到镇政府，以自己的名字打了个白条，让老人先领走1000元。　　挨打已成家常便饭最惨的是，上任至今，吕邦列曾四次被村组干部打过。这个把基层民主当作为百姓维权武器的村委会主任，如今连自己的人身安全也维护不了了。
　　到宝月寺村参加社会实践的两位大学生陈日强和谭翊飞见证了吕邦列的一次被打经过：7月6日，吕邦列召集村组干部举行议事会，结果会还没开，村民理财小组组长朱小洲便要求村里还钱。被拒绝后，朱小洲一拳将吕邦列打出鼻血，吕拾起一块石头还击，但没有打中。自始至终，也没一位村干部过来拉架。而有意思的是，架打完后，吕邦列擦擦鼻子，继续开会。但话没讲几句，村支委胡桂珍即破口大骂，同时将吕邦烈准备的会议提纲撕碎。
　　两个月前，胡桂珍、朱小洲刚被吕邦列当众免去村小组长的职务。
　　事实上，去年6月26日吕邦列因为罢免原村主任开始挨打之后，被打已成家常便饭。
　　第二次被打之后，一位好友建议：直接找上门去，捅对方一刀，你不欠我，我不欠你。然而吕邦列坚持打官司，后经过二审判决，官司总算打“赢”，不过吕邦列诉讼费加上律师费一共花了4000多元，对方赔付了不到1600元。
　　吕邦列称，在搞罢免前村主任和当选村主任之前，他在宝月寺村没有“仇人”。
　　与此同时，吕邦列在经济上已陷于绝境。本来就负债累累的他，如今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吕邦列82岁的老母亲，天天就担心两件事：一是吕邦列会不会再挨打；一是米缸里的米还能吃多久。
　　吕邦列上任时承诺，他将按村民组织法要求，拿评议工资。即到了年底，他的工作成绩经村民代表大会评议通过得到认可，方能拿到钱。
　　他也是宝月寺村第一位作出此承诺的村主任。目前，因为村里的账上光剩下债，工作中碰到用钱时，吕邦列只能自己垫付。对于年底时工资能否拿到手，吕邦列心中没数，“现在的情况很不好说”。求助信发出之后，有两位曾来宝月寺村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为吕邦列发起募捐，然而截至目前收效不大。
　　曾参加过宝月寺村委会竞选的村民吕邦林认为，如果按照现在的境况再投票的话，吕邦列可能仍然会当选，但票会丢很多。
　　关于吕邦列所面临的困境，“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说明用选举手段解决村级矛盾，其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现在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因为有了村级矛盾然后引入村民选举制度去解决，还是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后激化了新的矛盾。”
　　而曾与吕邦列见过面的湖北监利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李昌平则称，吕邦列今天的局面，根本上缘于村民选举制度在设计上的缺陷，它没有相关的配套制度做保障，并且与传统的农村文化相冲突。李昌平认为，像吕邦列境况并非个案，他曾认识浙江义乌一个民选的村委会主任，能力比吕邦列强得多，结果当选后也陷入于困境，以至于上百万家产都差不多赔了进去。　　年纪轻轻的“上访户” 　　9月27日下午，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来到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个月前，他向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位副主任提交了一份《关于宝月寺村财务审计的建议》，这次过来问问结果。这样的建议吕邦列也曾向百里洲镇党委、政府提过，都是音信皆无。“他们管不管是一回事，我提不提又是一回事。”吕邦列说。
　　外表老实巴交的吕邦列，内心其实很不安分。兄妹8人当中，吕邦列最小。父亲在吕邦列17岁时去世，临死前，拉着他的手，嘴里喊着“邦列”。显然，老人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自称“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小儿子。
　　因为家贫，吕邦列高中未毕业便离开学校，之后种过菜、搞过推销，去过北京、广州。但都没赚到什么钱。在一位本家看来，主要原因是他“小钱不愿挣，大钱挣不来”。
　　2000年，吕邦列决定“赌一把”。他将自己的责任田卖给四哥，凑了1.4万元，在附近的白马寺村承包了20亩地，种一种新鲜的作物——金丝绞瓜。结果，由于天气大旱，几近绝收。不过也有人说，即便是当年丰收了，吕也未必能赚到钱。因为这种瓜在本地根本没有市场。“他是那种做事不计后果的人。”此人这样评价吕邦列。
　　之后，吕邦列向被镇里安排前来采访的电视台记者反映了干旱情况，希望镇上能够酌情减免当地税费。电视台在报道里却说吕收成较好，镇里还欲扶持吕发展。随后，吕遭到了当地村民普遍指责，认为他说谎，为镇政府在该村继续征收高额税费提供依据。
　　一怒之下，吕邦列开始不断上访，反映农民负担问题。他曾在一年内两次去北京。“那段时间他白天挑砖（当建筑工），晚上看书，等到攒够了路费，就去北京上访。”好友陈敏峰说。
　　在宝月寺村许多村民的眼中，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怪人。他们不明白，年纪轻轻的吕邦列，为什么不做个本分的庄稼人，而是非得满世界自己贴钱乱跑？
　　2001年5月，上访毫无出路的吕邦列找到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前党委书记李昌平，与其讨论其费时一个月写成的《百里洲发展方略》，其核心观点是，将当地分散的农用地进行重新调整，以进行规模化种植。除此之外，吕邦列还写成了一篇题为《破解“三农”难题》的文章。
　　然而，李昌平认为，他想法很好，但是很难操作。并劝吕邦列先留在北京打工，解决生存问题。“他当时对我很有意见，”李昌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当时就觉得，他回村里不会有好果子吃。”
　　不过吕邦列承认，他的观点几乎没有得到过赞同。“他总是考虑一些国家领导人才去考虑的问题。”百里洲镇党委书记王青山说。事后回顾，吕邦列说，那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他看不到希望，因此极想找人倾诉。
　　吕邦列并不成功的上访历程中，也有一个反例。2000年，百里洲248户农民因避水搬迁，开始每户拿到国家补偿款1.3万元。无意中，吕邦列发现了疑点，怀疑镇政府克扣补偿款，遂找人签名，到北京找《中国改革》杂志反映问题。回来后发现，镇政府又给每户补发了2000元。
　　仅有的这一次成功，使人们开始对吕邦列刮目相看，他由一个“疯子”变成了一个“能人”。同样也是这次成功，也为他以后竞选人大代表和村主任打下了重要基础。　　票箱里跳出的人大代表 2003年1月，吕邦列应《中国改革》杂志之邀，赴北京参加一个乡村建设培训班，在那里，他听了“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讲座，还认识了离百里洲一百多里远的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1998年，这位曾四次以自荐参选人身份竞选市人大代表的教师最终以高票当选。
　　“这（认识姚立法）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吕邦列说。从此之后，吕邦列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基层民主。近年来，每当在推行民主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吕邦列总是本能地去找姚立法探讨。
　　关于以自荐方式竞选人大代表，姚立法曾提到包括经济状况、家人支持等8项前提条件，而除了“持续的政治热情”这一条，吕邦列几乎无一具备。
　　但吕邦列的“政治行动”还是开始了，第一个行动就是罢免本村原村委会主任。
　　2003年6月23日，吕邦列提出《对村主任吕万科的罢免动议》。理由是非法收取“一事一议”费；非法任命村组干部；拒绝财务、村务公开；拒绝推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谈及此举的原因，吕邦列称，他主要是想证明：如果老百姓对村干部不满意的话，是可以罢免他的。“我想让老百姓看到民主的力量。”
　　力量果然很快就展示出来，宝月寺村2152名选民中有709人签名支持吕邦列的罢免议案，超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五分之一票数。如前文所述，吕邦列也很快尝到后果，在提出“罢免动议”3天之后，就被3名青年男子棍棒袭击。吕邦列被打后，数十宝月寺村民就此事到枝江市政府集体上访，迫使吕万科辞职。吕邦列在补选中获胜。谈及支持吕邦列的原因，一位投了他的票的宝月寺村民说：“他（吕邦列）虽然未必能带我们致富，可是他是真心为老百姓办事，不贪。”
　　不过，尽管与原村主任吕万科成了冤家，但吕邦列并不认为对方是个“坏人”。“他也是受害者。他原来也想为老百姓做点事，但上台后就变了。”吕邦列说，“好多村干部都这样，关键是没有一个好的制度。”
　　2003年底，吕邦列决定参加枝江市人大代表选举。他自费印了2500份题为《请尊重您手中的选票》的宣传单，宣传单解释了代表法有关规定，“如果你们亲手选出的人大代表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他们会如何行使这一职权呢？”
　　寒冬中，吕邦列跑了三天，向选区内的村民挨家挨户散发，其间还被狗咬伤过一次。
　　最后，4500多名选民勾去了4位正式候选人的名字，在“另选他人”
　　一栏中填上了“吕邦列”。这使他成为宜昌市第一位以此方式竞选成功的人大代表。
　　吕邦列竞选人大代表成功之后，他所在的百里洲镇党委书记被调离。至于调离原因，曾有这样的传闻：一位上级领导质问这位书记说，为什么这么有群众基础的人，反而进入不了候选人名单？使对方有苦难言。
　　竞选成功后，吕邦列在其参加的第一次市人大会议上就开始发难。
　　在主持人宣布完主席团名单并征求意见时，吕邦列举手发言，认为按照程序，主席团人选应该征求代表意见，但没有人征求过他的意见。其次，他对主席团人选的背景资料并不掌握，无法判断其是否合格。发言时，百里洲镇人大主席急得直拽吕邦列的衣角，但吕邦列置之不理。最后，吕邦列投下了这次人代会上惟一的一张弃权票。
　　宝月寺村所在的百里洲镇，其实是长江中的一个岛，历史上曾水患不断。1702年，有个叫路飞霄的当地人决定筑堤防洪，为此3年不剃头，3年不回家，磕头请老百姓帮忙筑堤。最后大堤筑成，水患解除。
　　时至今日，吕邦列对这个小时候听来的故事记忆犹新。“一个人要想做出点事情，没有点恒心是不行的。” 　　“清账”为什么这么难？　　了解吕邦列目前的处境，还要结合宝月寺村的历史。事实上，吕邦列并不是宝月寺村“^造**”的村主任，也不是第一位挨打的村主任。
　　吕邦列决定“造”吕万科的“反”之前，提前买好了一份人身保险。如果他因意外死了，那么他82岁的母亲和6岁的女儿将可以得到18万元。这是吕邦列每年来最大的一笔支出。
　　吕邦列说，之所以这么做，是缘于前任村委会主任张家贵之死。
　　在1999年的村委会竞选中，张家贵战胜已被撤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的另一位候选人张加喜，当选村主任。张加喜是被张家贵通过“上访”
　　告倒的，因贪污问题被撤职和留党查看。
　　张家贵上任后不久，宝月寺村民的人均负担迅速降了一百多元。从那时起，宝月寺村的村民们对选举看得越来越重。“只有当民主给村民们带来看得见的好处时，他们才会相信。”吕邦列说。
　　然而，2001年9月，在坚持清理宝月寺历史账目期间，张家贵深夜在家突然遭打。
　　有人冒村民吕云甲之名打110报警，但当晚无人出警。两天之后，吕云甲家的几十棵梨树反而被砍。
　　三个月之后的2002年1月，张家贵因心脏病医治无效死亡。“我儿子是被气死的呀。”时隔三年，张家贵的母亲鲍春秀说。张家贵被打案至今未破。
　　吕邦列认为，张家贵之死给宝月寺村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因为担心被打击报复，对村里的种种乱象，许多村民敢怒而不敢言。“如果再没有人敢站出来的话，老百姓将彻底绝望。”
　　宝月寺村的财务问题一直是吕邦列“执政”后工作的“核心”，4月20日高票当选村主任后，便意味着吕终于可以亲手处理这一问题。
　　但4月26日开会那天，吕邦列打开村委会财务室的门，终于看到了最担心的一幕：财务室一片狼藉，地上铺满了撕毁的账本。一个柜子的门内侧用粉笔写着：“小心内有@@@@。人贵有自知之明。”
　　吕邦列当初竞选时，曾作出清账、建经济合作社、成立老年协会等承诺。然而上任后发现，第一步便走不下去了。近十年来，宝月寺村历经多届村委会，而账目却从未进行过正式交接。
　　吕邦列称，正是因为曾承诺清账，他才在竞选中赢得那么多选票。
　　但是，吕邦列上任后才发现，自己远远低估了清账的难度。
　　5月份，吕邦列召开的第一次关于债务问题的村民会议上，村民吕小石会上称“要将腐败分子揪出来”。结果当晚自己家的梨树被人砍了几十棵。
　　根据贴出的财务公开栏上的数字，宝月寺村委会目前的债务总共达152万元。在百里洲镇党委书记王青山看来，这个数字并不算大。因为整个百里洲村均负债是200万元。
　　然而一提起欠债的事，曾在宝月寺村担任30余年老书记的张春兰却是痛心不已，1982年，他向下届村干部交接的时候，账上还有20多元的集体财产，如今却剩下一屁股债。“都是让这些败家子给挥霍了！”
　　据村委副主任兼会计张代友介绍，村委会所欠的债，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借来“上缴”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宝月寺村委会为了完成镇上的征收任务，大都要通过借高利贷上缴。经手的村干部可以拿到10％的提成，而欠下的债却越积越多。
　　宝月寺村的清账并非没有进行过。2000年，在村主任张家贵的极力要求下，百里洲镇政府派原经管站站长胡庆国牵头清查宝月寺村1997、1998、1999三年间的账务。胡耗时一月，基本将问题搞清，其中涉及到村、镇两级干部吃喝送礼问题。“许多白条子都是瞎编的，”胡庆国说，“当时的调查结论写了厚厚一沓。一笔笔、一件件清楚得很，甚至连解决方案也写了。”
　　然而正在紧要关口之际，胡庆国突然被调走搞土地丈量工作。
　　“张家贵当年曾找到我的办公室，要求看清查报告，我说，这个现在不能给你看，但迟早会让你看。”胡庆国说。
　　可是，几个月后，张家贵抱病身亡。这也成为胡庆国永久的遗憾。
　　但是，“领导没说公布，我怎么敢公布？”
　　2003年1月，张家贵生前所查的账务部分公开，但宝月寺村民反映，那次仅仅是贴出来几个数字，至于存在哪些问题，由谁造成的，则皆没有说法。“有一年我们村里的支出账是52万元，这笔钱都到哪去了？谁都不讲。”一位村民说。
　　直到现在，这份2000年的清账报告，仍然没有向宝月寺村民公开。
　　在百里洲已经结束的夏季农业税征收工作中，宝月寺村仅完成3万元，不到应缴税额的一半，名列全镇倒数第一。在百里洲镇党委书记王青山看来，主要原因在于“个别村干部”没有配合。而吕邦列则认为，如果把村里的问题查清处理了，宝月寺村民借钱都会把税缴上。
　　据悉，目前百里洲镇正配合中央文件进行村务公开工作，吕邦列认为，这是揭开“清账”问题的一个好机会。而据王青山介绍，这次公开是针对2002年税费改革之后，之前的账目并不涉及。在王青山看来，宝月寺村的当务之急是“班子团结问题”，而不是“清账”问题。
　　对于“清账”的前景，宝月寺村的一位退休教师认为可能性很小。
　　因为这绝不仅仅是宝月寺村的问题，“全镇有40多个村，你宝月寺一开了头，那其他的村怎么办？上面能收拾得了吗？”“张家贵拿命都没换来清账，凭你吕邦列就能？”早在当初作出竞选承诺时，就有朋友这样告诫他。然而，对于行事习惯于勇往直前的吕邦列而言，此时已经没有退路。他说，这是他继2000年种金丝绞瓜之后，人生中第二次大的“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