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大学生到村任职计划，华中科技大学 贺雪峰教授作了一番“冷思考”，可以说是做了一个不可行性论证。 贺教授的思考十分理性自不待言，只是让人觉得实在有一点太“冷”。

新农村建设需要外来的大学生

笔者说 贺教授的思考太冷，首先指的是他似乎过度“崇拜自发性”。他的意思是，农村有农村自己的文化，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农村问题的解决应当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外来的大学生进来，很难和农民融合起来，因而可能会打破农村自身原有的平衡，反而会阻碍农村自身逻辑的自然延续，大学生搞不好要帮倒忙。他的原话是：“最终，大学生村官计划，可能是用了突出一个外来的人，而牺牲了整个农村基层组织体系。这个结果，就不是建设了农村，而是进一步破坏了农村。”实际上， 贺教授这样的估计是太悲观了。目前一个村派一名大学生村官去，只是当老村官的副手，是见习村官，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去替代老村官或者农民去搞什么“破坏”。事实上，国家把大学生村官派到农村去，目的正是要扭转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已经带来的破坏。比如说，市场机制把农村人力资源都抽吸到了城市，导致许多农村只剩下了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又把农村经济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物质资源抽吸到了城市，使农村经济越来越陷于凋敝。农村人才的短缺导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发展和治理的质量下降，迫切需要像大学生这样的人才。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去，就是要造****才资源向农村的回流。

进一步来说，如果大学生村官可能对传统农村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形成破坏的话，那么这种“破坏”或许并不是不可以的。农民可能已经习惯于传统熟人社会，但不能说传统农村社会就不应当加以改造。比如说，在当今仍然以农民家庭承包小块土地经营农业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农村，比较经济效益的低下不仅使发展资源供给不足，也使制度政策供给不足，而传统的治理方式并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比如直到今天，农村熟人社会的融资方式仍然主要是亲戚朋友之间的无息借贷，这种主要靠道德维系的借贷方式本来就难以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现在市场制度的侵蚀正在使这样的融资方式难以为继。在《白毛女》时代的熟人社会，农民可以跟地主借钱，暂时还不了还可以躲债，但在缺乏法制的情况下，地主作为债权人会变成恶霸，逼得农民不得不起来革命。现在，国家的金融机构不到农村去，农民很难得到合法金融机构的帮助，又不允许搞合作金融，就不得不借地下的高利贷，而高利贷往往是以黑社会为背景的，即使是熟人社会甚至也是法制社会，农民常常吃亏还无可奈何。目前因为有家庭土地承包制度保障了农民的生存底线，因而维系了农村的社会稳定，但这样的稳定十分脆弱，不对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基础上的治理方式进行现代性改造，农村经济社会的自我发展就将不可持续。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即使这个“新农村”与农民所要求的并完全不吻合，但对传统农村社会进行改造是符合农民愿望的。国家派大学生参与到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推动农村加快实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目前大学生村官计划才刚刚开始，大多数地方还只是一村一个大学生村官，如果各地都能够像有的地方计划的那样，一个村安排上三五个、七八个，如果他们能够融入农村社会，大学生所具有的理念、知识和官方背景，一定能够使农村发展和治理的质量有所提高。

而我国城市知识分子与传统农民的融合早已经有了成功先例。在上世纪革命年代，******人进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往往是一个******员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农村，很快就能够建立起一块根据地、拉起一支队伍。最终就像陈毅所说的那样，“淮海战役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中国******在农民的全力支持下夺取了全国政权。为什么能够做到呢？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供了一个解释，那就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不仅全心全意努力为农民服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还要学会农民的语言，在思想感情上与农民融合起来。革命作家孙犁曾经写文章回忆自己与一位老农在一个被窝里睡觉的情景，老农的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洗过的黑脚伸到他的鼻子面前，他也没有嫌弃。现在的大学生村官不可能也不需要像老******人那样做，但只要像老******人那样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就可能在新时代创造出新的融合方式。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城市知识分子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带来的，或许新时代的大学生到农村去，也可能以新的“自觉性”，引导农民建立现代的生活方式。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化，就是一个靠领导党的“自觉性”推动的产物，尽管它是有缺点的，但并不是不成功的。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外生式现代化，让大学生从外部把“现代化” “灌输”到农村去可能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践也初步证明，这一计划至少在许多地方是可行的。在现阶段，到村任职的大学生或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或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助理。笔者在海南省调研时了解到，许多乡镇干部对大学生村官非常欢迎，因为这些大学生村官毕竟文化水平比较高，很快就能够适应乡镇党委政府的要求，很容易领会并把上边的精神落实到位，这一点远比原来文化程度低的老村官强很多。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一些大学生村官升到了书记或者主任的位置上。这一事实表明，大学生村官融入了当地农村是可能的，否则乡镇领导机关就不可能把村党支部或村委会的正职位置给他们。在吉林省农安县靠山镇东排木村有这样一个例子，党支部书记赵海涛把上级安排来的一名大学生村官当作“法宝”来使用，充分利用他的特长和专业知识，让他为村民做了很多事情，也让他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是农民主动和大学生村官融合的例子。笔者在河南省安阳市调研中了解到，当地实施大学生村干部计划主要是引导和支持大学生村干部在农村创业发展，以此为农民作出示范，引导和帮助农民也走上类似的致富之路。由于措施得当、得力，很快就取得了明显成效。安阳市郊区有一个叫徐科科的女孩，是一个应届高校毕业生，当村干部才一年，就在当村里办起了养牛场，一方面给当地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第一批菜牛出栏自己就赚了9万元。还有一个叫郑安雷的小伙子，当村干部后办了养猪场，不但自己赚了钱，还带动12户村民也办起了养猪场。在农村创业发展，为这些大学生村干部与农村融合找到了一个切入点，而有条件、有能力帮助农民，也使他们很受农民欢迎。

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去最重要的是为农民带来公共服务

笔者十分赞 成贺教授“新农村建设并非要将农村建设成为花园，而是要为农民提供最基础的公共品”这一看法，但 贺教授似乎忽略了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据了解，一些地方乡镇机关欢迎大学生村官，因为他们很容易实现上级机关的意图，这种情况多半是搞形式主义的事情，比如说让大学生村官在村里搞党员活动室，搞一些展板、图片之类花里胡哨的东西。现在县乡党政机关搞所谓升级达标评比之类的事情很多，这种事老村官肯定不如大学生村官干得好，而真正把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要落实到位，就不那么简单了。但不管怎样，毕竟随着新农村建设重要性的不断提升，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越来越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明确要求和具体政策措施，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必将越来越从搞形式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他们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凸显出来。像河南省安阳市把大学生在农村创业发展的成功事例送到农民身边，让大学生村干部教给农民，对农民的帮助就是实实在在的。也可以说，国家组织大学生到农村当村干部本身就是一项公共服务。

事实上，国家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必须要有一大批人才来“深入贯彻落实”。在现阶段，如果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的话，那么，差距突出表现为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如果说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当起主导作用的话，那么，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就应当成为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为此，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公共服务提出了8个方面具体要求，包括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增强农村基本医疗服务能力、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繁荣农村公共文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扶贫开发水平、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交通、继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农村基层有了越来越多大学生村官的参与，国家在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资金等等投入就会取得应有的成效。而只要现阶段农村最为短缺的较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能够真正为广大农民所分享，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热情就会越来越高涨，新农村建设就有望形成良性发展的趋势。

以笔者之见，大学生村官计划最令人期待的就应当是，以大学生村官为先导，逐步建立起以大学生为骨干力量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即以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8个方面的公共服务为例，假如每一个村的这8个方面服务都由一个大学生来负责（实际上可能不需要这样做，多数公共服务项目需要在一定范围内统筹安排，但人数少了肯定不行），那么这些公共服务将有望达到国家和农民都满意的水平。而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对国家来说可能并不难。我国现有60多万个行政村，每一个村安排8个大学生就是500余万人，而2007年我国一年毕业的大学生就有495万人。经费也不难，我国近年来财政收入不断大幅增加，逐步增加对农村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应当是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一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最重要的是，加强了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了新农村，受益最多的并不是农村、农民，而是城市、城市居民。因为农村的发展将带来巨大的中国市场的深度开拓，虽然是要促进国民经济、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小康，但它首先拉动的一定是中国城市的进一步快速发展，城市居民将由此享受更多福利。这本来就是国家提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的所在。

大学生村官自身的前途

贺教授的“冷思考”较多关注了大学生村官自身的前途命运问题。他认为，大学生村官不是永久牌而是飞鸽牌的，他们很可能过几年就要离开。的确，目前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对他们就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虽然计划制定者可能巴不得他们扎根农村一辈子，但多数人只是参加3年时间，工作期满就可以选择离开。但是，如果把“大学生村官”定位为由国家买单的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工作岗位，那么，飞鸽牌也不见得不可以。比如说，如果一个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工作，虽然挂了一个村民委员会主任助理的头衔，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农业技术推广员、农村劳动力培训师、农村发展规划员、农田水利设施维护员、公共卫生服务员、公共文化事务员、农村劳动保障监察员、农民法律援助员、农民补贴资格调查员（给农民发各种各样的补贴，过去都是村干部上报的，实际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人，以后应当安排专职调查员来加以核实）（以上这些职业名称多数是笔者杜撰的，估计将来会有的）等等，只要国家有钱买岗位，那么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人干事就可以，贺教授不必为“飞鸽牌”大学生村官而过多忧虑。

贺教授花费了许多笔墨批评了“减少村干部、取消村民组长”的做法，笔者同意这一批评，而且也不赞成让大学生村官来替代本地农民出任村干部。减少村干部是在取消农业税及其他税费之后农村干部的工资补贴由国家财政负担的情况下采取的政策，目的是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在过去村干部工资补贴由农民承担的时候，上级政府似乎不管实际工作是不是需要，恨不能农村干部越多越好，反正不要国家财政拿钱。现在要国家财政拿钱了，就倒过来了，不管工作需要不需要，干部安排越少越好，所以村干部出现了短缺现象。但其实可能这并不是制定和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的背景，国家并没有打算以大学生村官来替代村干部、补村民组长的缺（没有安排“大学生‘组’官”）。以大学生村官替代让本地的村干部作为国家联系农村的桥梁，领导机关恐怕还没想那么多，也不太可能这么想。最初的动机可能是因为大学生在城市里难以就业，成了城市中威胁社会稳定的隐患，才想办法引导他们到农村工作，既可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又可以满足农村发展需要，还可以培养后备干部，一举三得。至于大学生村官到农村究竟干什么，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并没有想好，没有作出战略性规划和安排，这就是有些地方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一段时间之后大学生村官成为当地上访主力之一、成了威胁社会稳定的 “显”患（不再是“隐”患）的原因。

事实上，“大学生村官”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称：作为大学生，按照国家人事干部制度就是城里人，他怎么是“村”官呢？你说他是城里人，他是“村”官；你说他是农村人，他的户口在城市。如果要求以把户口迁到农村去作为成为“大学生村官”的条件，恐怕就没有一个人参加这一计划。大学生当了村官实际上就成了中国社会仅有的两种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外的第三种人。而按照国家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即使你是“大学生村官”，贵为一村之“主任助理”，却没有资格在农村买房子或者拿宅基地盖房子。想在农村扎根都不行，那是违法的。按照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作为城里人的大学生村官也不可以当选为村民委员会主任，有的地方这样做是违法的。有的地方则把大学生村官变通为“荣誉村民”，以便于其当选为村委会主任，这种做法也经不起推敲。或许可以说，在城乡二元体制从各种各样的制度上消除之前，大学生村官只能是飞鸽牌的，而不具备替代本村人成为永久牌村干部的合法资格。

但是，以笔者之见，这些状况不应当成为否定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理由，也不应当 成为贺教授对大学生村官计划持悲观态度的理由。在城乡二元体制改变之前，可以在国家大幅度增加农村公共服务投入的条件下，继续由国家购买“大学生村官”的岗位，让作为城市居民的大学生到农村服务，使之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职业，给每一个村委会主任安排上8个“主任助理”。如果国家拿出足够的钱来实施这一计划，笔者估计，在今后若干年内，安排数百万人就业都不成问题。但是，在国家大幅度增加农村公共服务投入的条件下，如果国家再加快改革，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取消城乡人才资源自由流动的限制，取消城市居民到农村购房居住的规定，等等，那么，人们就可以期待，在那些距离大中城市市中心一个小时车程的农村地区，将会有大批大学生（到那个时候就不一定还叫“大学生村官”这个名称了）到农村就业，并且扎根农村。这样的话，笔者估计，今后若干年内，农村公共服务岗位或许会吸纳超千万城里人到农村地区就业，农村公共服务将得以发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