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生村官计划带给农村什么城市资源

随着国家大学生村官计划（五年内选聘十万大学生任村官）的推出，很多人把这一计划与三十多年前的知识青年下乡进行对比。

很多人对比，对下乡者主体来说，如果说当时的知识青年下乡是被动采取的城市措施的话，那么今天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则是城市有放有收的主动行为。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当年知识青年下乡在思想动员准备上是主动的——从一开始就是扎根农村的普通一农思想；而今天的大学生村官们在思想动员上是被动的——任职三年返回城市。

除去少量的能够招商引资的村镇以外，中国今天大多数村镇还是一个封闭社会，只能是青壮年或者求学或者打工出走城市，而没有当年知识青年那样的大规模的城市迁移人口，来到农村。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说大学生村官计划是真正的城乡融合，而是城市以一种行政样式延伸到农村中来，至于能不能融合还另当别论。

但是，应当从当年知识青年下乡吸取的经验就是，这样大的一个行动思想先导是很重要的。行动之前要在思想上取得主动。首先在战略上占据制高点。

当年，知识青年下乡不管物质条件如何，首先在思想上占据了一个制高点。这一经验今天对于大学生村官计划来说仍然适用。那么今天这一制高点是什么呢？

制高点就是，转变乡镇的城市代表者的面貌，从根本上转变乡村的行政环境。

（二）转变乡村行政环境的必要性

从历史上说，建国后我国的农村行政环境一直是代表城市的。这与我国工业化进程分不开。

从县来说，要保证城市的工业积累——商品粮的上缴，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的县域经济。从乡镇来说，长期以来单一的农业生产单位——公社化，形成行政化的经济体。从村屯来说，队为基础，是一个单独核算单位，没有农户的主体性。

30年前以实行农村承包制为标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农户变成基本核算单位了。

农户变成基本核算单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过去存在过的管理体制是一个经济与行政的合一体，行政样式还有农的性质。而农村重新变回到汪洋大海的农户经济的时候，行政便脱离了出来。

农户经济下的行政，变成了没有经济功能影响的行政。特别是，农户经济的自主性质，它自发的需要成立的组织愿望，在这种农村行政中没有反映。

因此，我们就看到，三十年来土地承包以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农户经济的组织愿望变成了熟人社会的样式。而农村行政基本上是代表城市的市场强势地位的。所谓城市的市场强势，就是农村金融的严重萎缩，农村机械站退出，农村教育、医疗的落后，农村人才的大量缺失等等。

在农村资源中的金融、教育、医疗和人才大量流失的情况下，反过来加强了农村的熟人社会的自管理。

另一方面，同样是在金融、教育、医疗和人才大量流失的情况下，就更加强化了农村行政的单一代表城市功能倾向。

我国目前的村一级的政权自治，就是在上述两种条件下发生的自治。这种自治由于上述条件，即熟人社会和单一城市延伸，决定了村一级自治是自闭的。不改变这种自闭情况，在同样条件下，大学生村官对村一级政权的派入，实际上是单向城市的延伸。

由此可见，决定十万大学生村官计划成败的关键所在，就在于能不能改变乡村的行政环境。

（三）奶农整体利益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中的缺失说明了什么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河北三鹿毒奶粉事件中，人们纷纷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和政府身上。但是，一旦出现城市危机，人们很容易向农村农民群体转化矛盾的常见作法，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

“肾结石婴儿”事件发生后，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鹿集团）对外宣称：“由于不法奶农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向鲜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但随后，就有业内专家对此表示质疑。《财经》记者采访了当地部分奶农，也发现一些疑点。

9月13日清晨，记者来到了位于石家庄市西南的鹿泉市铜冶镇，这是河北省最早的建制镇之一，亦为三鹿集团的奶源基地。一进入铜冶镇辖下的南铜冶村，一股牛粪味道扑鼻而来。在这里，大量村民为供应鲜奶给三鹿集团的奶农。

在一户村民家中，记者见到了奶农老李。对于三鹿集团的说法，老李表示愤慨和不可思议。“我们从来没有往奶里加过东西。都在专门的挤奶厅挤奶，有公司的人在场，我们把牛赶过去，挤完了就走。”他说。

当时，老李正好要赶一批牛去挤奶，记者便随同观看了挤奶的过程。

挤奶厅是一间砖砌的大平房。奶牛被赶进挤奶厅之后，便面朝墙挨个排列，由奶农和挤奶厅的工作人员清洗乳房。然后，奶农将一根专用管套在奶牛乳房上，奶水自动顺着管子流进一个吊着的大瓶。挤完后，各个大瓶中的牛奶会再顺着管道从大厅汇集到另一小房间中的金属储奶罐。整个“挤”的过程由机械自动完成。在挤奶过程中，奶农只与奶牛接触，并无机会接触鲜奶。

上述《财经》记者的调查说明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农户在整体利益上的缺失。

实际上，我国农户经济从熟人社会一下子接触商品经济，跳过的空白领域太大。这其中的空白领域就是指没有农民在经济中的自组织和宏观利益代表的形成。

农户经济要变成现代农业模式，就必须解决农村向城市延伸和单向农村利益形成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农民在经济中的自组织和宏观利益代表的形成问题。

（四） 不是代表城市而是代表乡村——以新的思想为先导

三鹿毒奶粉事件只是一个缩影，它清楚的表明中国农民在经济上缺乏自组织和宏观政治利益代表的现状。

国家十一五计划和党的十七大都提出，要实行现代农业模式的转变。所谓现代农业模式，就是在市场经济中西方已经成功的大农业，专业化农业和工商业衔接的农业模式。

西方已经成功的现代农业模式，除了在技术、专业化和商业操作模式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农民在经济上的自组织。农民在经济社会中的政治利益的形成等等。这种自组织和政治利益的形成，实际上是农村对城市的延伸，和单向农村利益的代表形成。

大学生村官计划不应当是沿着过去已经证明是有缺陷的道路——单向城市利益代表的道路再走下去了。如果仍然是这样，大学生村官还是与农村的熟人社会发生隔膜，就只能是乡一级行政的延伸，而没有丝毫的改变。

农村改革下一个30年，究竟能否成功，一个主导思想，就是上述农村对城市延伸和单向农村利益能否形成。而这其中，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可以大有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