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兰大气候宜人，客居女儿家的我们闲来无事，心血来潮，想开片地种点菜什么的。说干就干，我们在宽大的后院很轻松地翻了一片土，入乡随俗用四根木方围起来，一个有模有样的菜园就诞生了。老伴和我重习四十年前五七干校落户农村学来的本领，不到一个月，把小菜园打理得郁郁葱葱。

睹景思人，我们不约而同的念叨起我们插队落户农村的邻居——老关，一个平常而真实的的农民。说他真实，是因为他不是报纸上宣传的那种贫下中农。事实上，我们几乎没有见到过一个报纸上宣传的那样一心走集体化道路的贫下中农。

老关个子高大，背有点驼，走起路来总是手背在身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曾参加过解放大上海和抗美援朝。当时是我们这些名为“五七战士”实为“牛鬼蛇神”们的政治辅导员。

自打他知道我丈夫是上海人，我们的孩子放在上海奶奶家中寄养。便时常会拖着我们和他一起蹲在地头，听他讲述他当年战上海的故事。

“打上海牺牲了我很多战友，没办法，上级指示要保全大上海，进市区夜晚我们就睡在马路边。”嘴里叼着一杆长烟锅，吧嗒吧嗒地抽着。古铜色的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苍桑。

“是的，早晨，苏州河那边的同学来电话说，他那儿解放了。我出门看街边躺着解放军，你们的纪律真严明。”丈夫附和说。

“那是---，别看我们参军前是农民，政治觉悟不高，干部宣传鼓动做得好，说，打仗是保卫老家分得的土地，大家打起仗来嗷嗷地往前冲。”他猛地把烟带头在地上磕了几下接着说“只是空喜欢一场，地又收走了。”

我们面面相觑不敢接话。

“我要是有文化，随便怎样也不会混到眼前这副模样”。他愤愤地说。“当年抗美援朝回来，心想咱大字不识几个，不给国家添麻烦，把美国鬼子、老蒋都打跑了，咱农民种地是本分，就解甲归田了。”

他的妻子“三年自然灾害”死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儿和他相依为命。贫穷和劳累麻木了身心，他待女儿、女儿待他，好像没有呢喃细语，看不出舔犊之情。讨生活的不易重重地压轧着血浓于水的亲情。

他曾任生产队长，上头说他右倾，不叫他当了。他无奈的说，我不过是为大伙的事儿说了几句老实话，我不忍心只顾上头，亏了大伙，不叫当咱就不当。

他被队里指定为政治夜校辅导员， 农村政治夜校——说穿了，夜校名字很时髦，实际上既没桌子，也没有凳子，收工后疲敝不堪的一群人席地而坐，任凭队长读报读文件读毛选声音再大，也没人听。

他担负着对我们这些“五七战士”的再教育。他说，上头那么说归哪么说，报纸上那么宣传归那么宣传，我对你们谈不到什么再教育，毛主席说过，严重的是教育农民。听他这么说，我吓了一跳，不知他在哪里听到这句毛主席语录的。他对政治的直白，让我们只能籖口不语，不敢接他的话茬。

毛泽东号召走五七道路，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我们看到的贫下中农没人买帐，他们认为我们这些城里人争他们的口粮，从心眼里不欢迎。甚至有点调侃不恭地说：五七同志，你们是干部，我们是泥腿子，老百姓，只有你们教育我们，我们哪敢教育你们啊！

事实上，他们对时政号召的反感不是没有道理。农村土地资源有限，一下来了这么多外乡人分享他们有限的资源，将心比心，摊到谁头上谁都会这样想。

农民怠工、偷盗集体财物已不是个别现象，“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农民不偷白不偷”。为了生存，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从上到下谁也没把集体利益放在心上。农民为维护自身的生存利益与农村干部宣传的政策斗智斗勇斗法，那有什么报纸上宣传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一心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贫下中农”。

上工时间到了。人们才三三两两的懒洋洋地走出家口，到了地头，又坐在那儿东家长李家短的聊开了。

队长喊了一遍又一遍：“该干活啦！别聊啦！”十几个人才边说边笑有一锄没一锄地干起来，一块稀稀拉棉花地，竟有不少人锄掉苗留下草。

我忍不住说：“这活不是给地主老财干的，是给自己干的。这样干不是害自己吗？”

他们纷纷说：“给地主干活我知道自己拿多少，如今给“书记”干活我不知我能拿多少，人家偷懒，我不偷懒不是我吃亏了吗？”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会以一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来解释这一现象，套句时髦的政治警语——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夸大落后面。

事实是，我亲眼见到的贫下中农，对农业学大寨反感，对大锅饭反感，他们留恋分田到户。土地从一九五五年合作化，经过初级社、人民公社、早就归集体连成片，如今的年轻人是第三代了，他们仍清楚地知道他们家土改时分的地在哪里，都盼着有一天土地再分还他们。我们宣传学大寨，他们说，屁！

社员们总是对上面的精神从心里抵触。农业政策得不到农民的赞同，八亿农民怠工，中国这样继续死撑下去，会是什么样子，想想我都害怕。既然大寨能办的那么好，中央号召全国农村学大寨，为什么要反感呢？老关的一席话，让我们明白了。 他说，“学大寨，就凭大寨一把谷子一把玉米换成的钱，能弄成那大的场面，打死我都不信。队里搞点副业都要挨批，说是资本主义道路，国家不给钱，又不叫农民自己奔钱，哪里有本钱学大寨去。”说到这里他深深叹口气，“政治工分，难弄啊。明明是包----”他没说下去，改口说“明明责任到户是件大好事，就非说是资本主义”。

他伸出满是伤痕枯枝般的手，一个个曲着手指说：这一，干活不用喊不用催；二，谁劳动好，谁就能多得；三，损失是自己的，不会出工不出力；四，不用派工不用记工分，不吵架；五，鱼有鱼道，虾有虾道，是人还能弄不饱自己的肚子。他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数着，收拢拳头注视着我们，等待我们的回应。可“两报一刊 ”的农业学大寨的硬邦邦的大块文章，篇篇像钢板，早把人们的独立人格都夹扁了，何况我们是另类，更加不敢接话了。

毛泽东把人民公社称为“康有为大同书里、没有也不可能找到的一条达到大同之路”。他号召农业学大寨是建立在“无产者无私”——无产阶级（工人、贫下中农）大公无私、热心集体、代表先进生产力基础之上的，老关这样的贫下中农当然不在基础之列。但是，毛泽东谓之为基础的人不是在报纸上，又有谁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呢。

农村发生的一切，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毛泽东要消灭的‘私’字-----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能。如果有什么学说能消灭人的本能，这学说肯定是空想。主流意识形态痛恨的“资本主义道路”对农民的吸引力之大、之不可阻挡，在我头脑中扎根，我想就算执政者强藉权力，障百川之东下硬拔掉农民的‘私’字，只能一时不能永远，而且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更令我不安的是，我是来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这么就在真实的贫下中农的教育下走向了反向，反向改造了世界观。很久很久我理不清头绪。

老关，一个可敬的真实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