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打工潮冲击下，农村青年婚姻流动在村落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碰撞与徘徊。许多人不再在家乡的通婚圈范围内寻找对象，而是选择在城市里面谈婚论嫁，包括跨市婚、跨省婚等等在内的各种远距离婚姻模式不断出现。

——以鄂西南山区坪村为例

　　摘　要：在打工潮冲击下，农村青年婚姻流动在村落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碰撞与徘徊。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使村庄通婚圈呈现出一幅伸缩并存的变迁图景。传统通婚圈内的地方性知识对婚姻流动的支配作用逐渐削弱。婚姻资源以水平流动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状况被改变，垂直流动日趋明显，其配置机制呈现出性别、区域和城乡差异。传统通婚圈的解体，不仅意味着婚姻资源流动范围的扩大和不平等性的加剧，而且在于地方性知识的瓦解与支配婚姻流动规则的改变。

　　关键词：通婚圈 打工潮 农村青年 婚姻流动

　　一、问题的提出

　　在传统社会，由于交通、通讯条件的落后，村庄成为一个村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小社会。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村民与外界的联系较少，村民交往范围较窄。囿于条件的限制，传统时期的农民通婚范围较小，通婚地域大多局限在村落与其附近村庄之间，从而形成基于通婚关系所建立的地方共同体——通婚圈。（唐利平，2005：154）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1980年代末打工潮的兴起，社会变迁日益剧烈，越来越多的农村男女青年流向城市，许多人不再在家乡的通婚圈范围内寻找对象，而是选择在城市里面谈婚论嫁，包括跨市婚、跨省婚等等在内的各种远距离婚姻模式不断出现。由打工潮兴起促成的大规模农村青年婚姻流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传统通婚地域的超越与突破，而且在于与大量农村男女青年流入城市相伴随的全国性统一的婚姻市场的形成。由是，在打工潮背景下，村庄传统通婚圈如何变迁？农村青年婚姻流动呈现出哪些新特点？支配婚姻流动的规则是否会发生改变？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以鄂西南山区坪村作为分析个案，将打工潮这一变量纳入考察范围，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深入剖析在打工潮冲击下的村庄通婚圈变迁与婚姻资源流动的图景，在此基础上探讨支配婚姻流动规则的变化。

　　二、以往相关研究的回顾与述评

　　一直以来，中国农村婚姻资源流动问题构成了社会学、人类学及海外汉学的重要研究题域。在人类学及海外汉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村庄通婚圈展开。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1998：45-46）曾经以基层市场为单位研究了中国农村的通婚圈，他认为：“基层市场社区中有一种农民阶层内部通婚的特别趋势。”弗里德曼（Freedman.M.，2000：131）的研究揭示出，在中国东南的宗族性村落里，通婚常常被作为许多宗族谋求生存、巩固地位的工具，族际关系直接影响着宗族之间的婚姻交换。王铭铭（王铭铭，1996：44）则通过溪村汉人家族的研究，指出弗里德曼等人的观察，只符合特定状态下的家族之间关系，而忽略了婚姻作为创造和巩固家族村落之间互相联系的机制这一方面；而施坚雅所说的市场圈等同于社交圈和通婚圈的现象虽然存在，但社交和通婚圈的核心包括至少十个集市，而且其外延非常广大。此外，杜赞奇（Prasenjit Duara，2003：15）对华北村庄的研究也表明，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只能部分地解释联姻现象，集市辐射半径在限定联姻圈和其他社会圈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但联姻圈等有着自己独立的中心，并不一定与集市中心重合。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及海外汉学主要关注的是传统时期中国农村的通婚圈状况，而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及当下中国农村通婚圈变迁及婚姻流动状况较少涉猎，这既与这些学者开展研究的时限和条件有关，也与他们将通婚圈作为透视中国农村社会亲属关系的学术旨趣相关。从既有文献来看，当代中国农村婚姻流动的相关研究主要分布于国内学界，这些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剧烈变迁背景下的婚姻流动问题上，其代表性观点如下：首先，较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变迁步伐加快，农村通婚圈呈现出内卷的趋势（吴重庆，1999：71-81；周丽娜、王忠武，2006：105-108；新山，2000：32-36；霍宏伟，2002：36-40）。与此相反，一些学者认为，农村社会变迁使得农民通婚圈不断地扩大（甘品元，2007：64-68；黄兴球，2003：40-43；李溱，2006：84-90）。还有人指出，农村通婚圈并没有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而表现出明显变化（雷洁琼等，1994：142-147）。唐利平将出现上述大相径庭的结论的原因归结为“给研究者的调查时间不同，调查点选择不同，甚至调查的角度有不同”（唐利平，2005：155）；吕德文则认为，其原因在于研究者们没有将两种扩大的婚嫁距离进行区分，一是在原有的村庄通婚圈范围内的通婚半径的自然延伸，二是与原有通婚圈没有地域连接的分散婚姻导致婚嫁距离的扩展（吕德文，2005：43）。应该说，这些研究较好地探讨了社会变迁中传统通婚圈的变化情况，但是日渐兴盛的打工潮给农村婚姻资源流动所带来的冲击却迟迟未能进入学界的视野。

　　直到近几年来，一些学者才开始呼吁加强研究打工潮对农村青年婚姻与家庭的影响（风笑天，2006：57-60），其中农村外出打工女青年为学界关注较多。邓智平曾经对打工女青年的婚姻逆迁移行为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邓智平，2004：49-53）。邓国彬、刘薇对竹林村的调查则显示，该村在1996—2000年远嫁的45名妇女中，有41名是在打工期间找到对象的，打工成为农村女青年外嫁的重要条件（邓国彬、刘薇，2001：23-26）。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打工潮所推动的农村婚姻资源流动给农村社会带来的有利影响，比如崔燕珍认为，在打工潮的带动下，农村通婚圈快速扩大，由原来的血缘、地缘关系向业缘关系转变，这将有利于提高农村出生人口素质（崔燕珍，2007：57-60）。另有学者则持异议，比如贾兆伟在研究分水岭村的男青年婚姻困难问题时指出，打工潮兴起所带来的婚姻流动，导致欠发达地区婚姻交换资源更为贫乏、交换竞争和成本上升，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男青年陷入婚姻困难的境地（贾兆伟，2008：37-42）。仰和芝通过分析农村打工女跨地区婚姻模式的特点、原因及其影响，认为农村打工女外嫁在扩大通婚圈、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同时，也会导致性别结构失调、婚姻不稳定、情感危机和养老危机等问题（仰和芝，2006：328-331）。另一学者石人炳也注意到了农村女青年外流对贫困地区男性青年成婚带来的不利影响，呼吁社会关注由于婚姻迁移所带来的贫困农村地区“弱势积累”问题（石人炳，2006：32-36）。

　　整体上看，既有关于农村婚姻资源流动尤其是打工潮兴起之后的农村婚姻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首先，学界关于打工潮对农村婚姻流动的研究起步较晚，且成果较少，研究不够深入。其次，虽然有学者注意到了打工潮所带来的贫困地区婚姻困难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关注到支配农村青年婚姻流动的内在机制和规律的变化，从而限制了他们对当下农村青年婚姻流动状况的认识。再次，已有研究在宏观视野上把握不够，未能注意到由打工潮所促成的全国性统一婚姻市场的形成，没有深入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性别的农民在婚姻市场上的不同遭遇。这些缺陷极大地制约着学界对当下中国农村婚姻流动状况做出精准判断的能力。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数据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通过笔者访谈获得，二是个案村村干部提供。在分析时，笔者将个案分析与统计数据相结合，既有质性研究，又有量化研究。

　　坪村是鄂西南山区的一个村庄。现有17个村民小组，其中七、八、九、十五、十六和十七这6个小组分布在山上，其余紧挨着的11个小组都位于山下的清河坪平坝上。全村耕地面积1396.03亩，其中水田面积为572亩，山田面积为824.03亩，人均耕地面积尚不足1亩。农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洋芋和红薯。总体上看，村民从农业、副业当中所获收入较少，打工收入成为众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村里就有人开始外出打工。不过，尽管坪村村民外出打工时间比较早，但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外出打工的村民并不多，直到90年代中期开始，外出打工者才迅速增多。根据坪村村委会的统计资料，截至2007年，全村总户数为563户，总人口为2283人，劳动力总量为1050人，外出打工劳动力463人，外出打工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0.3%，占劳动力总量比重为44.1%。村民外出打工从事的行业包括制鞋、服装、电子和装潢等等。

　　总体而言，坪村打工潮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村民外出打工时间较早；其二，夫妻双双外出打工较多；其三，外出返乡周期较长；其四，进厂打工者较多；其五，打工地点相对比较集中（田先红，2008：121-122）。打工潮为坪村输入了大量财富，并且促使村庄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村民婚姻流动模式的变化就是一个重要表现。

　　四、打工潮兴起之前的婚姻流动及阐释

　　（一）村庄传统通婚圈内的婚姻流动特征

　　在考察打工潮尚未大规模兴起时的村庄婚姻流动状况之前，让我们先来观察坪村的传统通婚圈情况。以下是笔者统计的坪村一、三、四、五、七共5个小组的村民的通婚状况（见表1）：
表1 坪村村民通婚状况表 （N=269）
通婚范围 村内 村外乡内 乡外县内 县外省内 省外 合计
嫁出 11 42 14 9 15 91
婚入 33 103 29 5 9 178
合计 44 145 43 14 24 269

　　结合上表统计数据及笔者对村民的访谈资料可知，坪村所在地区的通婚圈在打工潮大规模兴起之前呈现出如下五个特征：

　　1、村内通婚数量较多

　　表1数据显示，在被统计的5个村民小组共269起婚事中，村内通婚达44起，由此可计算出村内通婚所占比例为16.4%。由此可见，坪村存在着数量较多的村内通婚现象。这与李银河观察到的南阳村村民一般都不会找本村的人结婚的情形有些出入（李银河，2003：64）。细究起来，坪村村内通婚数量比较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坪村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与其所在的清河坪片区的其它村庄没什么差别，从这点来看，嫁在本村和嫁到清河坪其它村庄也没什么两样，“大家条件都差不多嘛”，而且，女儿离娘家近一些还更有利于互相照顾，如此一来，能够嫁在本村自然就还是嫁在本村为好。其次，坪村是个杂姓村，村内姓氏繁多，这也为村内通婚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按照传统习俗，同姓村民之间一般不会互相通婚，如果坪村姓氏单一或者姓氏数量极少，那么即使村里的经济条件再优越，也难以出现大量的村内通婚现象。

　　2、村际通婚现象比较普遍

　　如前已述，坪村所在的清河坪片区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在这个拥有将近10000人口的平坝上面，分布着坪村、樟树村、枫叶村、塘角村等七个村庄。从笔者统计的坪村通婚状况来看，坪村的姑娘较多的嫁往同处平坝区、与其相邻的几个村庄，而坪村的媳妇也较多的来自于这些村庄。由此，坪村与这些村庄之间形成了一个互惠互利、相对紧密的通婚圈。之所以形成这个相对封闭的通婚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首先，由于同处平坝区，这些村庄的地理位置、经济条件都差不多，而平坝区的条件相比附近山上的村庄又要好许多，与其嫁到相对贫穷偏远的山上去，还不如就和同处平坝区内的村庄通婚。其次，在打工潮兴起之前，人口流动的频率和地域范围都受到较大限制，本地姑娘要想嫁到外面条件更好的地方或者本地男青年要在外地找个条件更好的媳妇的可能性都比较小，在“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下，本地姑娘就只好选择嫁往跟自己条件差不多的地方。村里的男青年也遵循同样的婚姻法则。再次，平坝地区人口居住相对比较集中，地域的统一为各村之间频繁的交流往来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从而有利于各村村民互相交流婚姻信息，进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婚姻市场。

　　3、从周边偏远山区嫁往坪村的女性较多

　　角罗村、山花村、柳条村、沙岭村和大李村等村庄相对比较偏远，而坪村所在地区属平坝区，地势平坦，交通相对比较方便，且水田较多，许多高山上的村民羡慕坪村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都比较愿意把女儿嫁到坪村。由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带来的社会分层，使得坪村（乃至整个清河坪片区）在当地婚姻市场中占有较大优势，能够将附近许多处于弱势地位村庄的姑娘吸引过来。访谈时，许多妇女都说自己当初嫁到坪村来很大程度上就是考虑到本村的地理位置较好。哪怕对方家庭经济条件差一些，她们也宁愿选择坪村的男子。嫁到坪村所在的平坝地区，便可以摆脱长期困于山上、买点油盐柴米也要肩挑人扛的苦难日子。

　　从表1还可看出，从坪村嫁出去的姑娘只有91个，远远少于该村从外面娶入的178个媳妇的数量。而且，本村姑娘嫁往外省的现象在打工潮兴起之后日益增多（事实上，表1中统计的该村姑娘嫁往外省的15个例子都是发生在近十来年打工潮大规模兴起之后），但本地男子从外省娶到媳妇的数量却相对较少（如表1所示，该村只有9个外省媳妇），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那么在打工潮大规模兴起之前结婚的夫妇中，村里嫁出去的姑娘的数量更是远远少于从外面嫁进本村的媳妇的数量。我们可以将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坪村男女比例失调（即村里男多女少现象严重），但是，这里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男女比例失调，而在于为何村里的男子这么多，却仍然可以娶上媳妇，不至于出现许多男子沦落为光棍的现象。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坪村所在平坝区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使得他们能够在当地婚姻市场上站稳脚跟，尤其是可以将地处高山上村庄的婚姻资源吸纳进来，因而，村里男性所占比例越高，从外面娶到的媳妇越多，就越能说明坪村在当地婚姻市场上的强势地位。

　　也正因为坪村所处地理位置较好，在当地婚姻市场中占有比较优势，所以该村较少出现光棍现象。据笔者统计，在坪村一、三、四、五组这4个组中，总共只有3个光棍，其中有两个是因为智力问题和身体残疾而未能结婚，另一个现在31岁，在外打工，据村民说他还有能力完成婚事。与这些地处平坝的小组相比，位于山上的第七、十五、十六、十七村民小组的光棍就多一些。比如在第七村民小组，现有人口110人，共有3个光棍。这三人都没有身体缺陷，年龄分别为31岁、33岁和35岁。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再加上地处山上，便难以娶到媳妇。当然，如果娶不到媳妇，那么村民们还可以通过到其他地方做上门女婿的方式来解决单身问题，因而，在这几个位于山上的村民小组里，到山下的平坝地区或者外地做上门女婿的人比较多。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七村民小组里，有两个上门女婿，其中一个在坪村街上的第1小组上门，另一个在花萍乡上门。总之，位于山上的几个小组相对比较偏远，它们实际上与地处山上的角罗村、柳条村等村庄的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相仿，因而，这几个小组的村民在通婚圈内同样处于弱势地位（当然，这几个小组的条件要比那些位于高山区、更偏远地方的村庄要好一些）。

　　4、上门女婿比较多

　　坪村传统通婚圈的另一大特征，就是村里的上门女婿数量较多。这些上门女婿大多来自其它村庄尤其是地处高山上的村庄。据笔者统计，坪村第一和第四村民小组分别有5个上门女婿，第三、五村民小组各有2个和4个上门女婿。此外，在这4个小组中，还有9个女性村民虽然出嫁了，但是户口没有迁走，而是把男方的户口迁到了本村，在村里自己盖了新房居住，另立一个户头（男方不是上门女婿）。坪村的上门女婿以及外嫁女性仍然选择在村内定居的现象之所以较多，也正是因为该村经济条件和地理位置相对较好，对外村的男青年具有较大吸引力，这些来上门的或者出嫁之后又搬回坪村的村民的原居住地往往都是那些更为偏远、交通非常不便的地方。

　　（二）地方性知识与村庄传统通婚圈的维系

　　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打工潮兴起之前的坪村婚姻流动状况，除了受其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影响之外，还更多地依靠村庄传统通婚圈内地方性知识的支撑与维系。笔者调查表明，该村在打工潮兴起之前的婚姻较多地通过亲戚、朋友以及媒人介绍实现。下表是笔者统计的坪村五组村民婚恋方式情况：

表2 坪村五组村民婚恋方式统计表 （N=87人）
年龄段 50岁及以上 35—49岁 25—34岁 合计
亲戚介绍 11 14 8 33
邻居介绍 3 4 1 8
朋友介绍 2 6 3 11
媒婆介绍 6 11 6 23
自主恋爱 1 2 2 5
打工认识 0 2 5 7
合计 23 39 25 87

　　在坪村五组23位50岁以上村民中，有22位村民是通过别人介绍完成婚姻的，由此可计算出其所占比例高达95.7%。在这23人中，自主恋爱的只有1人，没有人通过打工途径完成婚姻。在39位35—49岁的村民中，有35位村民的婚姻通过别人介绍完成，经计算可知其所占比例为89.7%，另有2人为“自主恋爱”，2人通过打工找到了婚姻对象。汇总起来，在笔者所统计的这62位35岁以上的村民（即表2“35-49岁”和“50岁及以上”这两项婚事数量的总和）中，有57位村民的婚姻是通过别人介绍达成的，所占比例为91.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35岁以上的村民大多在1990年代中后期之前完成了婚姻，也就是说，他们的婚姻是在打工潮大规模兴起之前完成的，打工对当时的村庄婚姻流动并没有产生太多影响。恰恰相反，这些村民的婚姻大多是通过村庄传统通婚圈内的地方性知识来完成的。这些地方性知识包括当地的亲戚血缘关系、邻居地缘关系、友情关系和媒婆网络等等。

　　1、血缘关系在传统婚姻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62起35岁以上村民的婚姻（即表2“35-49岁”和“50岁及以上”这两项婚事数量的总和）当中，有25起婚姻是通过亲戚介绍完成的，亲戚介绍婚姻在其中所占比例为40.3%。由于35岁以上村民大多在1990年代中后期打工潮兴起之前完成了婚事，因此，可以认为亲戚介绍婚姻在打工潮兴起之前的婚姻中占了较大比重，血缘关系网络在坪村传统婚姻流动模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血缘关系网络在坪村传统婚姻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能跟坪村与其邻近村庄较高程度的通婚频率有着密切关联。如前已述，坪村所在的清河坪片区内通婚较为频繁，各个村庄及村庄内部结成的亲戚关系网络较为密集，这为亲戚介绍婚姻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本村的女性嫁到相邻的村庄，那么她可以在其所嫁的村庄为娘家村庄的村民介绍婚姻，如此一来，通过亲戚血缘关系建立的婚姻网络便会越来越广，由此，亲戚介绍婚姻便随之增多。这些亲戚不一定专门从事做媒活动，而大多是在生活之余顺便为之。

　　2、媒婆网络是传统婚姻流动的重要支撑因素

　　在62起35岁以上村民的婚姻（即表2“35-49岁”和“50岁及以上”这两项婚事数量的总和）当中，有17起属于媒婆介绍婚姻，所占比例为27.4%。由此可见，媒婆介绍也是坪村传统通婚圈内实现婚姻流动的重要途径。据村民说，以前坪村及其邻近的村庄里面媒人比较多，但后来慢慢减少了。村里现在只有2个媒婆，其中一个是老年妇女，另一个是中年妇女。这些媒婆长期活跃在村庄的婚事舞台上，给村里的男女青年介绍对象。这些人一般口齿伶俐、能说会道，人际关系较广。尽管她们并不是靠给人做媒为生，没有将其当作一种职业，但是替别人介绍对象却构成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也可以通过做媒来挣些收入补贴家用。一些村民为了更方便地给自己子女找对象，也很注意跟这些媒婆打理好关系。

　　3、地缘关系在传统婚姻流动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在这62起35岁以上村民的婚姻当中，还有7起婚姻通过邻居介绍途径完成，所占比例为11.3%。这表明，地缘关系在坪村传统婚姻流动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当然，跟血缘关系和媒婆网络相比，地缘关系在传统婚姻流动中的作用并不那么显著。究其原因，可能跟坪村的村落空间形态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坪村所在地区为山区，村民居住相对较为分散，这为邻居之间的交往带来了空间上的阻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邻居之间的交往，从而也就降低了地缘关系在村庄婚姻流动中所能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此外，在这62起35岁以上村民的婚姻当中，只有3起为自主恋爱婚姻，2起为打工认识的婚姻。自主恋爱婚姻和打工认识婚姻数量都较少，所占比例较低。在50岁以上的23位村民的婚姻当中，没有一起是通过打工完成的。这2起通过打工认识的婚姻都发生在35—49岁之间的村民中间。这两位村民外出打工时间较早，其中一位是在1985年左右就外出到广州打工的王新球。据说，他也是村里最早出去打工的村民。还有一位是王理欢，他在1990年左右外出打工。自主恋爱婚姻和打工认识婚姻数量都较少，表明打工潮尚未对当时的村庄婚姻流动产生深刻影响。地方性知识在当时的村庄婚姻流动中仍然起着支配性作用。

　　综合上文对坪村传统通婚圈特征所展开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村庄经济条件、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构成婚姻资源流动的重要因素。坪村所在的清河坪片区在当地地域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分层中占据优势地位，因而，它们在当地地域范围内的婚姻市场上也同样占据着有利地位，能够从附近高山上的村庄汲取更多的婚姻资源。同时，坪村与清河坪片区的其他村庄也能够进行较为对等的婚姻资源交换，其婚姻资源流动呈双向性特征。但是，坪村的婚姻资源极少往偏远的高山上的村庄流动，也即是说，坪村（包括清河坪片区的其他村庄）与高山上的村庄之间的婚姻资源流动是单向而非双向的。另一方面，地方性知识对村庄传统通婚体系起着重要的维系作用。正是由于包括亲戚血缘关系、邻居地缘关系和媒婆介绍等在内的地方性规范的存在，才使得村庄传统通婚圈内的婚姻流动能够得以维系下去，村民的婚事才得以较为顺利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