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综合评论之四
“娱乐两会”不可取
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全国“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提出的议案、提案角度颇为奇特,被网友们笑评,“很有娱乐精神”。
这些“计策”会被网友冠以“娱乐”之名,确实值得深思。不少议案、提案可行性欠奉,比如有委员建议可开放内地人驾车赴港澳旅游,就有网友点评,“恐怕先得把香港的车辆改为右上右落吧”。对于“国服”、“国钱”等提案,也有网友评论说,太过一厢情愿。
至于来自某汽车集团的政协委员倡言“用公积金买第一辆车”,则未免过于从本行业利益出发,与民生民情相去太远。有网友感慨,“没车可以,没房不行。还是留着房价降了买房吧!”
还有不少“娱人计策”则失之琐碎。如“节日提案”在近年的“两会”上出镜率甚高。今年又有委员提议将“妇女节”改为“女人节”,更有呼吁设立“男人节”。对此,有网友笑言,“干脆每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设一个节日”。
客观而言,代表、委员们展现的“娱乐精神”并非一无可取。代表、委员积极建言发声,总比默默无声,或者堆彻空话套话更为可取。这些“娱乐话题”往往颇为攫取眼球,能吸引了草根民众积极参与讨论,各种声音充分交锋,让“两会”不再高高居于“庙堂之上”。
但是,参政议政毕竟是代表、委员应尽的职责。民众当然希望他们能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提出更切实可行的建议,更充分地反映民声民心。网络上对这些“娱乐计策”贬多于褒,民众希望部分“议员”能展现出更高的参政议政水准。
至于有的议案、提案过于娱乐化,纯以花哨噱头吸引眼球,则更是对“宝贵”的参政议政资源的浪费。
要而言之,“两会”可以更“娱乐”,但“娱乐两会”则不可取。
两会越来越开放
“我祖籍浙江,在台湾出生长大,现在在香港,所以是两岸三地。”昨日,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轻松的一句话拉近了与记者的距离。
记者:您觉得今年两会跟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
吴小莉:与过去相比,我觉得是民智大开,觉得委员和代表的水平也因不断受到监督和透明化而进步。对于媒体来说,以前在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状态,1996年香港还没有回归的时候,可能进去看到5000人感觉会很震撼。慢慢的这些港台记者进去之后,情况有了变化,我们经常在代表、委员进场时就采访他们,进场就没有那么整齐了。当时内地媒体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现在完全不同了。
而且港台的媒体进入了以后,那些代表们发觉,我来不止是提案给大会,我可能还要对媒体公众交待,甚至任何的意见都有可能被询问出来,所以他们每次来都要备战,备战这些媒体。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互相砥砺的过程。
记者:采访两会跟平时有什么不同吗?
吴小莉:其实本质上没有不同,我们都是拿了大家给我们的权利,所以我才能够领到一个记者证的牌。我不是代表不是委员,但我能够进大会的现场,甚至有些代表委员不能去的地方,我们能去。我代表的我们的权利都是来自于民众,我觉得这是不变的。
变化的是它是一个集体劳力密集跟脑力密集的时期,平常你做记者工作,你可能有松有缓,你稍微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工作步伐,但是两会期间你是马不停蹄,我觉得这是很不同的。但是有很幸运的一点,全中国你想要采访的人都在这儿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亢奋的事情。在这里,你有机会创造所有的可能性。
你都定了,代表委员干啥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个税起征点暂时不会调整。”他说,调个税需要很多外部条件,现在外部很多条件不具备。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接受采访时,对此提出疑问:“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吗?”
在廖晓军说出“个税起征点暂时不会调整”的时候,他不是以政协委员而是以财政部副部长的身份出现的;当宋林飞说出“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吗”的时候,他不是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而是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出现的。
这是一幅吊诡的画面:“两会”上委员代表和官员身份仍旧纠缠不清。更进一步说,我们可以发现,委员代表的身份在后移,而官员身份在前移,换言之,就是在屡屡越位。在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问题就是我们只见官员不见代表和委员。
为什么官员身份屡屡掩盖代表委员身份?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官员普遍有把“两会”当成宣布政策和宣扬成绩的场所,更多时候官员是“两会”的热门人物,结果议政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尽管目前这种情况还难以避免,但是,公众有权利要求“两会”上官员应以代表、委员的身份发言而不是官员的身份发言,否则就会有点南辕北辙。
法国著名政治家罗伯斯庇尔在《关于宪法》一文中说:“全部国民有权知道自己的委任人员的行为。”因此,当委员代表的身份界限屡屡被打破的时候,笔者以为,对选民意志和公共意志的违背就有点在所难免了。
好在,已经有委员提出了抗议,这是对官员身份遮蔽委员身份的一种可喜的纠偏。
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还不具备条件
“我认为现在还不具备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市政协副主席庄威在提交的书面发言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对政府、家长、学生都有强制性。对于将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限由九年延长到十二年的观点,庄威委员质疑其合理性,并提出了反对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的三条理由。
首先是财力不足。庄威委员认为,我国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免收学杂费也是近两年才得以初步实现,还有不少地方财政为此承受颇大压力,生均经费只能维持低水平的保障。“坚持和完善九年义务教育才是当务之急。”庄威委员表示。
其次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师资状况普遍堪忧。他指出,不少农村学校现在仍然还有临时代课教师,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亟待加强。
再其次是九年义务教育还未完全普及。庄威说,现在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外来子弟还有相当大比例未能进入公办学校,只能就读民办小学、初中,在那里他们仍然要交学杂费;在局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普九”任务仍很艰巨的情况下,提出十二年义务教育,势必会加剧本来就已经存在的教育不公平。
“我国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应该以更加务实的精神办大国教育。‘普九’得以全面实现后,免费教育向中专、职高延伸才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庄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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