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代表观点之五

创设缺席审判制度打击外逃贪官

1月22日，林繁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赖昌星在加拿大取得工作许可了!”当从网上看到这一消息时，这位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一反应是:我国亟待创设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

林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广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3月8日，正在北京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林繁告诉记者，他将和其他一些代表向大会提交《关于创设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的议案》。

惩治外逃贪官的迫切需要

赖昌星是我国通缉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犯，案发后潜逃到加拿大，至今已有近10年时间。虽然我国费了很多气力，但是正义却迟迟得不到伸张。事实上，更让林繁痛心疾首的是那些携巨款外逃的大小腐败官员。

近年来，贪官携款外逃现象屡屡发生，从渐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福建省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到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他们利用中国与一些国家法律不对接的空子，逍遥法外。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携带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

犯罪分子携巨款外逃，给我国造成巨大损失，影响恶劣。为缉拿这些逍遥法外的外逃贪官，我国修改了《刑法》，制定了《反洗钱法》，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着力与各国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借各国之力联合缉逃。

“但效果并不明显，迄今与中国缔结了引渡协议的国家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加拿大以及西欧一些容留中国外逃人员最多的国家，除了法国之外，其他都在建立引渡协议方面进展困难。”林繁介绍，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缺乏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外逃时，案件得中止侦查、中止审查或中止审理。而没有法院判决，其他国家如何进行司法协助?

“刑事审判通常是对席审判，被告人是必须到庭的。作为对席审判例外和补充的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是指在被告人未到庭陈述、辩论的情况下，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对特定案件依法作出判决的制度。”林繁介绍说。

据悉，很多国家遣返贪官首先就是看是否有证明腐败分子犯罪的司法判决。在国际司法合作谈判时，一些国家往往会以此为政治筹码，人为设置障碍，使我国的海外追逃难上加难。“西方国家不和我们谈引渡条约的往往会搬出所谓的死刑问题，同时他们对我们的法治状况，尤其是证据、刑讯方面，存在误解、偏见、不信任。如果我们有司法判决，国外相关机构的种种托辞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林繁说。

“从目前来看，各国刑事法律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都规定有缺席审判制度，但我国只有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设立缺席审判制度，《刑事诉讼法》却没有建立缺席审判制度，导致无打击外逃贪官，需要创设缺席审判制度

法有效打击近年屡屡发生并愈演愈烈的贪官外逃。”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林繁呼吁，为了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补充设置缺席审判程序。

打击赖昌星式携款外逃人员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要求缔约国设立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世界多数国家，不管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基本上都设立了被告人出庭为主、缺席审判为辅的刑事审判制度。”林繁介绍，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二百七十条规定，重罪案件被告人从一开始就逃避司法的，应该缺席审判。此外，美国、俄罗斯、意大利的《刑事诉讼法》也都设立有缺席审判制度。可以说，缺席审判制度通行于国外刑事诉讼立法。

林繁认为，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缺席审判持否定态度，不允许对被告人进行缺席审判，但我国人大常委会已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以，建立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是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需要，也有利于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利用公约追回犯罪违法所得。

“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是刑事审判当事人在场原则的一种例外，兼顾了诉讼公正与效率，符合刑事诉讼多元化发展趋势。”林繁认为，公正与效率是现代刑事诉讼所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能否在公正与效率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是评价一个国家刑事诉讼制度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标志。正义有社会正义和个体正义、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分。缺席审判是整个刑事诉讼公正优先的辅助选择。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并未被剥夺，如辩护权，只是被告人行使的空间和方式有所改变而已。缺席审判制度体现的是社会正义和实体正义，同时它并未完全放弃程序正义和个体。另外，缺席审判也可以缩短诉讼周期，降低诉讼成本，解决有限的司法资源与繁重的司法任务的矛盾。如视诉讼效率于不顾，将在场原则绝对化，很多实际问题就难以有效解决。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到各国关于缺席审判制度的设置，不难发现刑事诉讼被告人缺席审判制度的存在并不是淡化或放弃司法公正，而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司法公正。”林繁说。

林繁特别指出，创立这一制度同样适用于普通刑事犯罪，如发生赖昌星式非官员外逃案件就可以直接启动这一程序。

大力发展村镇银行

针对目前村镇银行发展速度过慢，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新华联集团董事长傅军昨天表示，应大力发展村镇银行，满足农村地区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是多层次的，需要一个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予以支持。

傅军认为，大力发展村镇银行，能为中小企业、三农、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新的金融渠道。他建议，力争在3年内，全国每个县市都至少设立一家以上的村镇银行。

　　此外，傅军建议，村镇银行的市场策略要灵活多样，即使没有任何抵押物，也可通过联保等形式放贷。国家应将其纳入存款保险体系，这样就能提高其自身的公信度和社会认可度，让公众放心存款。

建议公款买烟按贪污论

　　在某天价烟广告中，竟打出“厅局级的享受”的广告词……近日，南京某官员手拿天价烟的照片曝光后，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这样的政府官员，如何取信于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表示。记者昨天从全国两会新闻组了解到，代表委员已提交多份议案、提案，表示需将反腐倡廉“进行到底”！

　　接受烟草馈赠应视为受贿

　　继网上出现南京官员手拿天价烟的照片后，湖北荆州某市竟下发红头文件，将全年15900条公务用烟指标分摊到下属县机关和基层乡镇。无独有偶，在某天价烟的广告中，竟也打出“厅局级的享受”的广告词，这无意间透露了天价烟预期的消费对象。

　　针对这些公款消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提交了一份尽快出台 《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的规定》的提案。建议一切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禁止以任何名义用公款消费烟草制品，凡购买者按贪污论处。 “如果接受烟草馈赠，也应视为受贿。 ”赵园说。

　　“限制烟草制品的公款消费，只是限制公务消费的一个具体环节。”赵园说，如此显而易见的腐败不遏制，‘反腐倡廉’只能流于空谈。 ”

　　预防职务犯罪从财产公开起

　　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各省及全国检察长会议上公布的职务犯罪人数，足以看出职务犯罪涉及的领域之广——医务人员、教师队伍、村官渐渐成了新群体；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外逃官员高达1.8万人……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旭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少良的这份提案中列举的数字实在“惊人”。

　　黄少良建议制定 《国家预防职务犯罪法》，“建议先从财产申报制度着手，包括公开子女和配偶的经济状况。还要建立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对于党政领导失职、渎职、违法违纪行为和所管部门、单位、行业出现的职务犯罪案件实施严格监督制度。 ”

　　网络反腐值得重视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张喆人表示，让党员干部收入和财产“透明化”，有利于反腐工作的开展。但贪污腐败、索贿受贿得来的赃款一般不会主动报告，还要通过其他途径发现。因此官员收入和财产公开虽具有积极意义，但还不是最关键的，官员权力行使的公开透明才是最重要的。

　　张喆人代表还指出应重视网络的反腐败作用。现在往往是网民反映官员有问题，有关部门才会去调查。如何让网络反腐形成一种社会监督的重要方式，值得认真研究和探索。

建议恢复“强制婚检”

“从实施新《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以来，办理结婚手续方便了很多。但是作为预防出生缺陷的第一道防线，强制婚检被取消后，导致新生儿缺陷率大幅上升。”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医保科科长王瑛建议应恢复“强制婚检”，以降低出生缺陷率。

　　据介绍，我国原来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进行有偿婚前医学检查，对降低新生儿缺陷率起到了重要作用。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实施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以来，婚前医学检查由“必须”改为“自愿”，全国婚检率明显下降。以哈尔滨市为例，２００３年婚检率超过８０％，而２００４年只有不到１％。

　　“农村地区由于妇幼保健知识缺乏，或受封建贞操观念的影响，以及医学条件的限制，老百姓没有钱或不愿花钱去搞婚检。许多城市的新人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婚检的重要性，忽略了婚前医学检查。”王瑛分析说，还有的人认为有偿婚检项目复杂，收费过高，未必能真正检查出免疫缺陷病。

　　她告诉记者，强制婚检取消以后，出生缺陷率明显升高。我国每年有８０万至１２０万缺陷儿出生，占全部出生人口的４％到６％，缺陷病种有唇裂、多指、小耳和先天性脑积水等。有关资料显示，上海市２０００年新生儿缺陷为７６４例，２００７年增加到了１６５３例。新生儿缺陷病人增多，加大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也给患者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王瑛对记者说：“我建议国家恢复强制婚检，并且对常规检查项目实行免费。一些项目应具有针对性，只需要做心电图、胸片、肝胆Ｂ超以及艾滋病、肝炎和性病检测项目；对可疑人员需进行基因筛查或其他检查，可以考虑适当收费。此外，国家还应尽快全面启动出生缺陷干预工程。”

建议将雷锋精神申报世界遗产

　　在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刘江龙提交了一份《关于将“雷锋精神”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案》。他表示，“雷锋精神”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建议为“雷锋精神”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避免“雷锋精神”消亡。

　　申遗有三点理由

　　“雷锋精神”的说法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一度影响非常广泛。自从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表之后，每年的这个日子被定为学雷锋日。刘江龙表示，在社会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却被人们日渐忽略，甚至有的年轻人不知道雷锋是谁。他认为，“雷锋精神”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建议为“雷锋精神”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位来自重庆的全国政协委员列举了三点理由：首先，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首创的把崇高道德品质落实到具体生产生活实践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雷锋精神的创始人雷锋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在他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直到生命终结期间，积极探索，勇于实践，自觉将全人类所追求的崇高的道德理想与自己的生产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雷锋精神，为净化社会风气、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贡献。”刘江龙称。

　　正对他国发挥影响

　　刘江龙认为，雷锋精神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发挥影响，受到了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人们的赞赏和推崇。例如，美国西点军校的学生守则上印有雷锋的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在泰国，政府曾经专门印发了《雷锋》小册子，号召国民学习雷锋精神，为国家为社会多做有益的事情。

　　为了弘扬“雷锋精神”，刘江龙提出，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将雷锋精神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树立良好的风气，让雷锋精神再次兴盛、流传和发扬。

　　雷锋精神内涵之一：

　　奉献精神

　　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雷锋二字，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善待他人、奉献社会的代名词。

　　雷锋精神内涵之二：

　　“钉子”精神

　　雷锋对待工作总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立足本职，尽职尽责，努力以钉子的“挤”劲和“钻”劲，使自己成为工作的内行。

　　雷锋精神内涵之三：

　　“螺丝钉”精神

　　雷锋谦虚待人，甘于平凡，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服从革命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他把自己的生命溶入党和人民事业的整体之中，立志在平凡中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乐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雷锋精神内涵之四：

　　艰苦奋斗精神

建议取缔网游代练

网络代练公司是近年来迅速兴起的一种经济组织。它雇用人员参与网络游戏，进行打币或打装备等虚拟财物的生产，然后售出换取现实货币。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日前在两会上表示，网络代练的从业人员往往是在校大学生或青少年，他们长时间的工作以身体健康为代价，政府应当给予坚决取缔。

　　周洪宇介绍说，目前代练公司分布很广，往往有网吧的城市就有代练公司，初步估计从业人员总数有几十万，并长期处于地下状态。代练人员每天的工作就是紧盯屏幕，高频率、持续地敲击键盘，打网络游戏。

　　周洪宇表示，许多媒体在对代练的报道中不约而同认为其“透支健康”。代练员也自述“不点眼药水就看不清屏幕”；经营者也称“你成天在那儿坐着，起来就睡觉去，就是刘翔坐上一月两月，也飞不起来了”。此外，代练扰乱了游戏正常秩序。网游企业也持反对态度，只要发现有嫌疑的账号就立即封禁。

　　在一些地方，当地政府将“网游代练”作为一种新型文化产业，有的发给了营业执照，以促进就业。周洪宇表示，这些代练员在该学习、该发育的时候，除了游戏的玩法外学不到什么实用技能。代练公司就像榨汁机，招一批人进来，榨干后丢掉不管。代练公司吸引的员工越多，对就业反而越危险。

　　周洪宇代表认为，如果代练公司合法化，无疑是饮鸩止渴。它不仅不能提供真正的就业机会，反而会摧残青少年和大学生的身体，制造就业困局。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明确代练公司为非法经营，坚决取缔，这样才是对孩子负责，对社会负责。

建议全国范围内取消暂住证

全国人大代表，来自深圳的张彪建议，全国范围内取消暂住证，他提出，外来工进程三个月就应该办理居住证，逐步享受城市居民应有的权益。

　　中央台特约评论员曹景行说，暂住证的做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说，我们每个居民有居住权这是我的国家，我到了这个地方，住下我还要一个暂住证才能住下，如果没有这个证件好象就是非法的，这个本身是有点荒唐，从实际情况来说，大城市需要控制外来人口，以免对这个城市本身的资源造成太大的压力，又是一个不得不这么做的情况，现在改革户籍体制，是从取消暂住证开始，起来从逐步地把外来人口入籍的制度放宽，都在试行，无论如何就是第一，不能够在以城市人口农村户口作为一个永远的界限分我们的公民，不应该再以你是投资的，你是有高科技的，你有技术的，让你成为城市居民，而一般的农民工尽管在这儿打了很长的时间的工，甚至他已经交税，有了很大贡献，结果仍然是没有被当作这个城市的居民，这种不合理的局面应该不能够继续下去。

建议直接给农民发放家电消费券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副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建议完善家电下乡政策，直接给农民发放家电消费券。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刺激国内家电市场需求，2007年底，财政部和商务部发起了家电下乡活动。这对于释放农村市场的消费能力，刺激国内家电行业的持续发展，实现支农惠农的目的,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家电下乡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从销售到农民拿到补贴手续复杂，操作不便；渠道不畅，能够从政策受惠的农民有限；甚至部分地方出现保护主义和假冒伪劣产品坑骗农民的现象。

　　针对家电下乡的种种问题，董明珠代表建议直接发放家电消费券，让农民自主选择产品。这样让所有的农民都享受国家政策的优惠，有利于提高家电下乡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现有的家电企业其实已经按照市场规律自主形成了服务网络，家电下乡对渠道进行招标，无异于通过行政审批重建渠道，不仅增加了成本，而且不可持续。从现有的招标产品情况来看，由于价格因素，更高技术含量和服务的产品无法下乡，反过来限制有消费能力的农民购买高档产品。发放消费券，让农民自主选择，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同时，董明珠代表建议各级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大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力度和中标产品的检测力度，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和技术不达标产品坑害农村消费者。对部分地区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等不利于搞活流通、扩大内需的做法也要予以严肃制止。

农、林、医、师毕业生应上山下乡

　　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邵喜珍代表说，现在就业这么难，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农、林、师范毕业生应上山下乡，不要扎堆在城市就业，如果能实行的话，不仅能够解决很大一部分大学生就业问题，而且还会给农村带来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两位研究生遭遇令人心酸

　　在谈到提这个建议的初衷时，邵喜珍代表感慨地说，是两位研究生的遭遇让我想起提这条建议的。

　　一个研究生是一个熟人的孩子，那个熟人对我说，这个孩子是家里读书最多的，但也是让我最费心的，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今后再也不让家里人读书了。

　　另一个研究生则是直接找到我说：“邵校长，能不能给口饭吃？”

　　这是我们的研究生啊，邵喜珍代表心痛地说。

　　师范生毕业建议不发教师资格证

　　作为一名从教30多年的老师范生，邵喜珍代表认为，今年我国600多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不仅牵扯到家长、学生，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600多万毕业生中，师范高校毕业生占比不小。

　　邵喜珍代表建议，高等师范院校只向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不再负责办其“教师资格证书”。教师资格证书，仍由教育部统一印制，由任教农村学校所在地的市教育局作为认定机构盖章后颁发。将师范院校毕业生见习期由一年延长到两至三年，原则规定师范毕业生必须先到农村学校任教两年以上，方能经过考核，取得正式“教师资格证书”。

　　这样的话，形成一种机制，师范生不在农村任教，就拿不到教师资格证，这一硬性规定将是一种双赢的结果，大学生能够解决就业问题，而农村迎来了一批生力军。

　　当然，政府部门应出台配套政策，吸引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师范院校毕业生到农村学校任教期间，由财政部门按政策规定及时足额发放工资和一定的补贴，并计入工龄。对二次就业者，规定用人单位要把师范毕业生在农村学校的工作业绩、敬业精神等作为录用与否的重要指标。

　　600多师范生赞同我的建议

　　邵喜珍代表说，为了这个建议，我做了很多调研，并且和河北师大的600多师范生进行了交流，他们看了我的建议后，都表示赞同，并且提出了很多建议。

　　我原来的建议只是针对师范生提出的，师大的学生说，那些学农林医的大学生也应该和我们一样，在刚毕业的时候到农村去。所以在这个建议中，我加上了农林医的学生。

　　最早我的建议是让他们在农村呆三年，有的学生认为时间有点长，所以我改为2-3年。

　　“我认为，让这些大学生到农村去锻炼锻炼，对他们的人生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现在我们就应该营造这样一个氛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有很大的创业就业空间，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邵喜珍代表最后说。

农村代课教师制度应当恢复

当前国家正在酝酿事业单位社保制度改革,教育部应借此东风,尽快征求各方意见,通过在西部、中部地区进行小范围试点来调整并确定代课教师问题的解决机制,早日为代课教师群体落实相关政策。

国家这么大,各地的情况这么复杂,我们需要允许局部地区灵活安排各种形式的教育师资。在此前提下,国家要做的也很简单,就是为这些编制外的教师们提供最基本的公平保障。

2006年,教育部提出,要在较短时间内将全国44万余名代课教师彻底予以清退,各地开始大量清退代课教师。时至今日,按照教育部最新公布的21万的数据,表面上代课教师数量显著减少,实际问题却更加突出。近年来,许多媒体对代课教师现象进行了持续报道,代课教师群体窘迫而尴尬的生存状况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在条件落后的山区,生活的不便利和信息的闭塞是公办教师招聘难的一个现实因素,那些本乡本土的代课教师才更容易留得住、干得好、干得久。在教师编制紧张的农村地区,一名正式教师,在日常上课、备课的同时,无论是生病、休产假、事假,或者参加教育部门提供的各种培训等,都有可能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一旦教师离岗,就只能在有限的编制内由其他老师兼课。每个教师的工作已经比较繁重,额外增加的代课任务使他们的工作难度大增,教学质量自然难以得到保证。在此情况下,适当雇用一小部分代课教师,对教学工作将形成重要的补充。

教育行政部门并没有力量将最基层的教育需求全面包揽。国家这么大,各地的情况这么复杂,我们需要允许局部地区灵活安排各种形式的教育师资。在此前提下,国家要做的也很简单,就是为这些编制外的教师们提供最基本的公平保障。

因此,我建议:

一,以《劳动合同法》为依据,在全国普遍推行规范的农村代课教师聘任制度,尽快督促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同当地现在在岗的农村代课教师签署劳动合同。代课教师的工资应不低于该地区的最低工资保障数额,同时必须在合同期内为代课教师办理“三险”。应予以代课教师与正式教师一样的培训、学习机会,将其纳入当地教师培训计划,提升代课教师素质。对连续在岗10年以上的代课教师,应根据《劳动合同法》与之签署无固定期限合同,并享受相应的退休工资及相关待遇。

二,我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国家应设立教师工资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切实保障教师工资不受地方财力影响。同时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

在2～3年的过渡期内,各地方政府必须补足当地农村的正式教师编制,不得以任何理由压缩教师待遇。在补足编制的过程中,要优先考虑将符合条件的代课教师转为正式编制。

三,国家编办、教育部要立即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调整2001年的编制办法,拿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编制比例来,以期实现城乡教育公平,推动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在调整编制时,要充分考虑农村边远地区交通不便,寄宿学生需要生活教师等因素,对农村教师编制给予适当倾斜。

四,对现年50岁以上、可查教龄在15年以上,而因政策原因被清退的代课教师们,可由地方政府每月发放不低于200元的生活保障费用,并赠予荣誉称号。

当前国家正在酝酿事业单位社保制度改革,教育部应借此东风,尽快征求各方意见,通过在西部、中部地区进行小范围试点来调整并确定代课教师问题的解决机制,早日为代课教师群体落实相关政策,莫使那些默默为基础教育奉献青春的代课教师们再受生计与身份之苦,直至“白发空余恨”。

让农民和市民享有同等就业权利

他们是一个户籍身份为农民，职业身份为工人的特殊群体；他们经常面临着经济待遇不公平、政治权利难行使、社会保障难落实等诸多问题的困扰。因金融危机的冲击，他们当中有 2000多万人从城市再度回到农村。

经济不景气条件下的农民工，如何再次就业？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委员们纷纷献计献策。

走出国门

“扩大投资和拉动消费是我国保增长的最重要手段，但是，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工厂的倒闭带来的农民工失业返乡问题，却不是在短期内所能解决的。”住鲁全国政协常委、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李德强的办法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出去”。

李德强认为，作为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将一部分外汇资产转化为海外投资，选择高收益的产业开展资本输出，让我国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伴随中国农业企业“ 走出去” 战略走出国门，是减少国内就业压力的理想选择。

李德强说，我国有很多农业企业和农业技术开发公司，在国内受到土地资源的限制，不能大规模实施农业机械化耕作。国家应该对其增加金融支持和信息服务，鼓励走向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在海外开展农业开发和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农村剩余劳动力便可以在这个战略下走出国门。

返乡创业

住鲁全国政协常委张承芬认为，鼓励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既有可能性，又有必要性。她说，经过多年的打拼，农民工们已拥有了一定的创业观念，见到、学到了城市人对待生活、工作、创业的思维观念；同时，还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掌握了一些职业技术。“这都为创业提供了可能。”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三农发展、我国城镇化进程、可持续发展都十分必要,应该让农村重新“吸纳”农民工。“不过，这个农村应该是，农民能像城镇劳动者一样享受到创业培训、后续服务补贴、创业孵化补贴、 税费补贴以及融资贷款等政策的农村，能得到平等公共就业服务的农村。”张承芬说。

城乡拆篱

住鲁全国政协委员、山东泰山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卞志良认为，从长远来看，让农民工顺利就业还得取消二元户籍管理制度。

一提“ 农民工” ，卞志良就认为这是一个明显地带有轻视贬低意味的称呼。“在一个文明的社会制度下，应该强调的是劳动者的贡献、技能和敬业精神，应该把‘农民工’这种称呼去掉，今后政府公文不要出现这样的词汇，同时要求新闻宣传等部门，也不再使用‘农民工’这个不伦不类的字眼，这样既伤害了广大农民的感情，也不利于缩小城乡差别，与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不相称的。”

卞志良建议，打破藩篱，打破地域界限，形成全国户籍随人流动的新户籍管理体制。同时，改革二元劳动力市场，让流入城市的农民同城市居民一样，在市场经济规则下自由流动和择业。

提议设立“社保银行”

黄志明建议，国家应该设立一个社保银行，建立一个不同等级的标准，分200元至1200元不等，或者更高。

“我建议成立国有社保银行，鼓励动员全员参保。”昨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万家丽家居建材广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志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递交了自己《关于成立国有社保银行的建议》。

昨日下午4时许，王岐山参加完湖南代表团的讨论后，黄志明将准备已久的《关于成立国有社保银行的建议》交到王岐山的手中。“这是我一个基层代表的建议，希望对国家有所帮助，并请多多指导！”黄志明激动地说。“谢谢你，我会认真看的。”王岐山接过黄志明的建议笑着表示。

黄志明向记者介绍说，目前社保工作没有突破的主要原因是，保险部门管理需要改善，社会信誉度不高；政府底气不足，参保者看不到未来，特别是养老保险。大家都期待有一个完善、健全、可靠的社保系统。黄志明建议，国家应该设立一个社保银行，建立一个不同等级的标准，分200、400—1200不等，或者更高。参保者可以不受年岁限制、时间限制、地区限制、贫富限制，各自选择自己的标准购买，随后像算银行利息一样计算养老保险金，少买少得，多买多得。在领取时，可以按照每一个人的身份证号码，通存通兑，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领取社保金。

“建立国有社保银行的过程，实际就实现了国家承诺。”黄志明说，由国家承诺、监督，地方管理，银行经营，即国有化的管理，地方化经营，市场化运作，这样就排除了国民的顾虑，也限制了一些部门利益。

黄志明认为：“只要给了被保险人希望和信任，使他们感到买了保险后能得到利益和保障，能真正拿得到保险费，心里有底了，大家就会像有钱一样自动去存了，也就是说进行市场化运作、地方化经营、国有化管理。”

医生应实行淘汰制

一直密切关注医改进程的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钟南山（见图，夏世焱/摄）昨日表示，新医改方案应该以社区医院为重点，且应对医生加强教育，实行淘汰制。

　　“我非常赞成医生实行淘汰制”，钟南山对记者表示，医生的教育是精英教育。在西方国家，医生一毕业出来的工资就比搞工程等职业的人高30%以上，其原因是医生需要培养的周期很长。

　　“由于体制的缺陷，由于医院公益性的缺失，医院要考虑利润，这些都对医生有影响，并导致一些不合格的医生出现”。

钟南山认为，医生要不断进行考试，并且还要进行人文方面的教育，这样培养出来的医生才是真正为病人考虑，而不是想着怎么能让病人多花钱，怎么能多为医院创收。

　　钟南山介绍，很多国家都实行医生淘汰制度，“甚至包括私家医生，每年都要考试，要达到规定的学分后才能继续行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