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代表观点之六

“国民住宅”房价每平方2750元

　　一方面是楼市低迷，购房者持币观望，另一方面正如许多专家所说的那样，房价还没有降到它本来应该的水平，很多人仍然是“望房兴叹”。如何实现“居者有其屋”，如何让普通百姓都能买得起一套“体面”住房，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大学能源学院院长张红教授提出了“国民住宅”的概念，她在提交的建议中写道：大力发展让普通百姓买得起房的国民住宅产业，方可实现住房消费倍增，进而健康有效持续振兴经济。

　　啥是“国民住宅”

　　居住本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可是如今却成了高消费，成为居民肩头最重的负担，张红认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现象。张红说，她所倡导的国民住宅产业最重要的特征，首先就是它使住房消费重新回归到应有的“全民化”，即它的服务对象为全体城镇居民。它的最大使命，就是要使绝大多数国民买得起房，解决城镇居民的民生第一难；第二，它所代表的住房水平又是适度的，与国家的土地资源和民众的收入水平相吻合。按照建设部几年前定下的城镇居民“住房小康”标准，就是建筑面积“到2010年人均30平方米，到2020年人均35平方米”。

　　一个家庭3-6年供一套房

　　她还为“国民住宅”定了一个定价标准：让老百姓买得起的“国民住宅”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以国际上通用的量化标准，把房价收入比控制在3—6之间。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只用他们3年至6年的家庭收入，就可以买到一套“体面的住房”（户均90平方米）。如果以上限标准的6年收入、户均为三口之家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为依据，得出的结论就是：买一套90平方米的国民住宅均价应该为248148元。也就是说，让老百姓买得起房的国民住宅的平均房价，每平方米只有2757.2元。

　　一个产业带动全盘经济

　　张红认为，发展这样一种“国民住宅”产业，可以带动全盘经济发展。“如果以每年发展10.75亿平方米的国民住宅计算，这就意味着仅新增城镇居民住房一项，全国一年新增的GDP就可高达29639.9万亿元。还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如建材冶金、家庭装潢、电器设备、市政配套、交通物流和商业服务等。”她还算了另外一笔账：按2006年建筑企业的统计数据估算，国民住宅一年就可以提供3800万新增岗位，这不仅可以为当前闲置的2000万劳力提供新的就业岗位，而且更可以为由于订单的大量减少、出口型经济放缓可能带来的千万计的新增失业人口，提供新的就业出路。

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三年教育

幼儿园究竟应该姓“公”，还是姓“民”？如何能让城乡儿童都如愿进入收费低廉、办园规范的幼儿园？

庞丽娟认为，学前教育对于促进个体在早期的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与效益，提升国民素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教育和社会公平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学前教育具有显著的公益性。”

考虑到我国现实财力、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民间资本的潜力与积极性，庞丽娟建议，应确立以公办为主，公办和民办共同发展的学前教育办学体制，“这样既能充分体现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办园导向，同时又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广泛动员与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投入举办幼儿园。”

从长远角度看，庞丽娟提出，我国学前教育应以“加快实现基本普及学前三年教育”为中长期发展方向，争取到2020年全国基本普及学前三年教育。

庞丽娟为学前教育发展设计了一系列“分阶段、分年限、逐渐推进”的过程与目标：争取到2012年，我国能实现基本普及学前一年教育的目标；到2015年，实现全国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的目标；到2020年，除西部少数地区外，全国能基本普及学前三年教育。

“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公共财政支撑、多渠道投入相结合。”庞丽娟说，如此才能推进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与普及。

保就业比保八更难更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就业是民生之本，所以保就业的目标比“保八”更难，保就业的目标比“保八”更重要。

　　辜胜阻指出，目前就业涉及到两个群体：一个是农民工群体，一个是大学生群体。一方面，这两个群体都需要一种政策来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如果有一部分人能够创业的话，那么就业的压力就会大大缓解。另一方面我们经济刺激的方案，投资计划很重要的是要强调就业效益，要高度重视就业效益在投资计划中作用，通过投资来带动就业，通过创业来带动就业，然后要通过保持中小企业的稳定来稳定就业。

鼓励大学生上山下乡

　　“如果经济形势持续恶化，我建议国家出台制度，鼓励大学生上山下乡。”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院长程惠芳说。

　　程惠芳解释说，她所指的上山下山，并不是让大学生去农村劳动，也不是当村官，而是去农村从事农业科技和推动农村电子商务。

　　具体地说，对短期内在城市确实无法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建议国家组织他们以团队的形式赴经济较发达农村工作两年。工作期间，国家财政给大学生发基本工资，地方政府财政适当配套，有条件的农村解决大学生的住宿。

　　“这样就可以把大学生就业与农村信息化建设结合起来。产业化成功的地方也可以鼓励大学生入股。”程惠芳说。

　　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程惠芳收到谢师短信：她的六个研究生全部落实了工作。对此，程惠芳很感慨：“经济越不景气，越不能放松能力的培养，综合能力强的大学生依旧能找到好工作。”

国企高管薪酬应由职工代表大会决定

“一个人就把成百上千人的饭碗都端了，势必引起病态的无序攀比，影响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在今年两会小组发言上炮轰国有企业高管高薪，并提交了《关于限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高薪酬的建议》，记者就此采访了秦希燕。

新京报：你今年提了一个关于国企高管限薪的建议，主要是从哪方面考虑的？

秦希燕：现在在国有企业里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往往一个企业高管的薪水是总经理、董事长自己决定的，尽管通过了企业的董事会，但是一般都是高票通过，所以等于是自己给自己发工资，“钦定”现象较普遍,这种制度应该改变，我觉得应该要由职工代表大会来决定，报国资委审查批准。同时，我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公开制度，公开薪水。

当然，国有企业负责人并不是说不能高薪，但是他们的高薪要合理、科学、公平，合理、科学、公平体现在哪里？他们要带来真正的效益，要有付出。而且应当统筹兼顾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薪酬标准，同样一个行业，这个老总十万，另外一个老总上百万，这样就缺乏公平性了。

新京报：如果对高管进行限制，会否影响到企业老总的积极性，觉得干好干坏一个样呢？

秦希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激励，应根据竞争性还是垄断性而区别制定，不能依据行业垄断赚取的暴利作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标准。现在有些说法将国企高管的高薪解释成与国际接轨，我觉得若企业经营质量尚未与国际接轨,其负责人薪酬就不能先与国际接轨。

新京报：你觉得目前普遍讨论的给国有企业老总限定一个薪酬上限是否可行？

秦希燕：各个行业差别较大，不能单独的考虑上限，这样操作起来也比较困难。我刚才也说了，真的把企业做好了，高管拿高点薪酬是没问题的。

不过，在与效益挂钩的同时，还要与国家的工资水平挂钩，不能太高。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面前，应当限制和降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的高薪酬。由职工代表大会决定薪酬水平，并公开化、公平化，这样才是解决之道。

建议地下钱庄应合法化

针对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市政协主席缪合林昨日在小组讨论会上建议，国家应该尽快让地下钱庄合法化。

缪合林指出，大银行都不愿意把钱贷给中小企业，因此很多中小企业求之于地下钱庄，而地下钱庄利息高，而且不规范，没有约束力，存在很多问题。

他表示，国家应该尽快出台政策，规范地下钱庄，让其合法化。

建议高考取消考外语

　　全国政协常委、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新陆向两会提交了一份关于高考不一定非得考外语的提案，这是他第三次向两会提交有关放开英语考试、不搞“英语一刀切”的提案，并且已经争取到30个委员的签名支持。(新华发展论坛3月8日)

不知从何时起，“英语热”在中国高潮迭起，无论是升学还是升职，英语是逢考必有，逢考必重。

英语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21世纪人才必备的能力，英语学习真的有那么重要，一定要搞得“全民皆兵”吗？英语“一刀切”害了很多人，它的存在放到改革开放初期应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现在继续过分强调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却是没有必要了，也该是把英语请下神坛的时候了。

　　首先，英语之所以能够走上神坛，跟当初的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改革初期，中国的语言人才特别是英语人才缺乏，而欧美等国家的语言主要以英语为主，甚至联合国大会都用英语，为了更好地向西方学习科技或者便于外交，通过一些考试或者鼓励措施发动全民学英语，但是，这阶段性英语人才稀缺的鼓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导致在新时期仍然坐着神坛不下来。

　　其次，语言学习需要的是环境，不是考试。众所周知，英语为什么会发展成考试，原因就是当时英语人才的缺乏，才会照本宣科式地去追求标准化，通过考试的方式考核英语水平。现在中国已经融入了国际大舞台，很多人能够感受到英语的语言环境一样，我们学习语言的目的在于沟通，而不是应付考试，很多农民没有学习英语，电视看多了、外国人见多了，外国人说话听多了，没有进过英语课堂照样会说“HELLO”、“GOODBYE”，就好像很多外国人会说“你好”、“恭喜发财”一样。

　　再次，国人对英语的心态即对祖国认知的心态。这里不是说学英语就是崇洋媚外怎么地。以前我们无论是对于文化还是科技都处于被动学习状态，是单向的。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中国的软实力得到了不断的加强，事实上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接受外来先进知识的英语人才，而老百姓也逐渐有了更多的语言交流环境和平台，因此没有必要这样全民动员去成为英语人才。而应该更多地培养国人宣传本国文化的能力，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交流。

　　新时代，汉语也逐渐走向世界，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去学习某一门外语，但不要神化了某一门外语的重要性，本民族的语言才是主体，因此放开英语考试、不搞“英语一刀切”的提案是顺应时势的，是该到了把英语请下神坛的时候了。

建议国庆60年全民发红包

昨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何星亮阐述了他在本次大会上的提案，建议国家从4万亿中拿出一部分，直接为全民发放国庆60周年“红包”。

　　何星亮说，按照中国传统习俗，60年一轮回，因此国庆60周年理所应当普天同庆。为全国公民发红包，是最公平的分配方式，是人人真正分享改革成果最直接、最有效、最简单的办法，体现了人人平等的理念，有助于创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尤其是对全国8亿农民来说，意义更大，有助于他们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

　　有些经济学家提出采用美国退税方式刺激消费，何星亮认为与中国国情不符，如果采用美国方式，农村8亿农民得不到好处，将使城乡差距更大，更不公平。

　　何星亮还在自己的提案中为国庆60年“红包”算了笔经济账：如果每人发1000元，则需要1.3万亿元，如果发500元，则需要6500亿元。不如从4万亿中拿出三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发红包，是扩大内需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

　　为了使红包能够起到扩内需的效果，何星亮还补充建议：“红包”不发现金，以定期消费券的方式发放；规定购买国货；避免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主要购买工业产品等，可搭配现金使用。

建议国庆60周年设立特别休假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教授蔡国斌建议在今年五一期间设立“特别休假周”。他解释说，这个“特别休假周”是在法定的休假日之外另增加一周休假。这个特别的假期，是让人民享受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果的一种特别福利，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这个假期还能拉动内需，让全国各族人民有一个充分释放紧张压力、休养生息的日子。

　　为使这个“特别休假周”起到最好的效果，蔡国斌建议，在假期中可以组织各种活动，比如大型的游艺活动、文艺演出、体育活动、集体婚庆、商业展销、旅游活动等。“具体实施的日子可根据情况调整。”

建议取消公车制度

今天，人民网经济频道和网易财经一起邀请到了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以及全国政协委员、荣丰控股董事长王征，就燃油税费改革以及车改、车贴等问题进行访谈，并回答网友的提问。

李稻葵教授在访谈中表示，应该全面取消车辆的购置税。取消购置税后，燃油税要进一步上升，燃油税上升带来的收入要专款专用，反过来支持公共交通、清洁能源汽车。

首先从理念上理解这个问题，过去我们为什么要加购置税，当时的想法认为汽车是个奢侈品，谁买汽车说明谁是高收入阶层。现在汽车走入了千百万个家庭，如果说硬要调节收入差距的话，汽车消费税可以保留，我们对3.5升以上的那个还有，那个还有20%以上的消费税，这个继续保留，但是购置税全面取消。购置税取消了以后，是不是鼓励大家拼命买车，搞得污染了，我认为不是，应该把汽车消费带来的污染、带来的交通堵塞在使用环节去收费，谁产生污染，谁产生交通堵塞，谁就来付钱。

取消购置税，燃油税要进一步上升，燃油税上升带来的收入要专款专用，反过来支持公共交通、清洁能源汽车。同时允许各个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开始实验学习伦敦和新加坡，在城市的核心地区、拥挤路段、在交通高峰时期去收交通堵塞费，新加坡、伦敦搞过这个事情，很容易做，每个汽车里做一个过路过桥的小芯片，每个地方标志说现在是交通管制时期，现在要收两倍使用税，这么一改以后，很多人自觉把车放在家里面，高峰时期坐地铁或者坐公共汽车，或者是骑自行车，把污染和堵塞放到使用环节来收税，不要把购置税搞得很高。

以下是访谈实录：

[主持人]:其实王征委员讲到发车贴和李教授提出的燃油税改革都跟车有关。王征委员，您如何看待李教授关于继续推进燃油税费改革的提案呢？

[王征]:我很赞同，中国人细节是魔鬼，推出一个东西不懂得去抠，一个脚要漂亮一定要修脚。

[李稻葵]:其实关于汽车我还有一个提案，我也交上去了。这个提案跟燃油税有关系，我的说法是应该全面取消车辆的购置税。现在我们1.6排量（含1.6升）的汽车减了一半，从9%降到了5%左右，但是我说全面取消，为什么全面取消？首先理念上的问题，过去我们为什么要加购置税，当时的想法认为汽车是个奢侈品，谁买汽车说明谁是高收入阶层。

[王征]:因为汽车是身份的象征，我过去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就想，再穷都要先买一个车，不能骑自行车跟人家去谈生意。

[李稻葵]:当时抓住您这个心态，说明您是有钱的。因此我对你收一个车辆购置税，相当于收了个人所得税进行深入调节。

[李稻葵]:原则上讲，这个道理已经不成立了，为什么呢？现在汽车走入了千百万个家庭，如果说硬要调节收入差距的话，汽车消费税可以保留，我们对3.5升以上的那个还有，那个还有20%以上的消费税，这个继续保留，但是购置税全面取消。购置税取消了以后，是不是鼓励大家拼命买车，搞得污染了，我认为不是，应该把汽车消费带来的污染、带来的交通堵塞在使用环节去收费，谁产生污染，谁产生交通堵塞，谁就来付钱。

[王征]:我不赞同，我在香港工作，香港没有这样每天开车上下班，香港车都是放在家里，喷得香香的，周末带着太太、小孩去郊游去了，平常都是坐地铁，坐飞机都有机场快线，挺方便的。内陆人有车了，就死用了。

[李稻葵]:取消购置税，燃油税要进一步上升，燃油税上升带来的收入要专款专用，反过来支持公共交通、清洁能源汽车。同时允许各个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开始实验学习伦敦和新加坡，在城市的核心地区、拥挤路段、在交通高峰时期去收交通堵塞费，新加坡、伦敦搞过这个事情，很容易做，每个汽车里做一个过路过桥的小芯片，每个地方标志说现在是交通管制时期，现在要收两倍使用税，这么一改以后，很多人自觉把车放在家里面，高峰时期坐地铁或者坐公共汽车，或者是骑自行车，把污染和堵塞放到使用环节来收税，不要把购置税搞得很高。

[王征]:公车取消对你也有利，使用车多数是公车，哪怕买几根葱都开车去。

[李稻葵]:最有意思的是，请各位网友做一个调查研究，北京的下午四点钟，各个中学的门口去数一数，百分之多少是军车，军车晚上可以跟别人去吃饭，这是工作。拿到四驱八缸4.5排量的克鲁泽军车去接小孩，这也是工作吗？请记者朋友做一个简单调查研究，很容易。

[王征]:现在我们要导，不能堵。9]

[主持人]:公车办私事，不仅是我们两位委员关注的焦点，其实我们很多网友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包括在我们经济频道有“富民100条建议”也有网友提建议。

谏言“家电下乡”

目前,作为国家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家电下乡”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这项惠农政策实施两年来深得人心,预计从2008年到2012年家电下乡将带来逾万亿的内需拉动,如何进一步实施“家电下乡”升级工作解决前期潜在的问题,也是今年两会代表热议的焦点。于2007年最早提出对农村信息家电进行财政补贴的全国政协委员、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在今年两会提案中也再次提出了针对“家电下乡”的一系列补充建议。

建议一:城市低收入家庭纳入补贴范围

张近东委员认为,家电下乡在扩大农村消费和惠民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城市中同样存在一群低收入人群,这些城镇贫困群体,家电消费水平很低,十分需要最基本的家电产品。据相关数据统计,全国城镇低收入家庭、五保户家庭预计有5000万人口,希望也能够从家电下乡的优惠政策中受益,这不但体现扩大内需的需要,更是体现了社会的公平与关爱。

建议二:扩大下乡家电品类,提高家电消费面

目前“家电下乡”品种已经扩大到十个品类,今后根据家电产业发展趋势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建议备选商品品类适度增加,主要是农村实用的生活家电产品,例如电饭煲、电炒锅、电剃须刀、电水壶、电风扇等,将充分放大财政补贴刺激消费的杠杆作用。

建议三、提高家庭购买数量规定的灵活性

在现行家电下乡政策中,政府已经将每类产品每户只能购买一台的限制放宽到两台。不过今后可以按照每类产品的实际需要,灵活规定购买数量。例如,家庭人数的差异,有的家庭只有2-3人,有的则有5-6人,手机需求方面,人口多的家庭需要3 4部手机,电脑可能需要3台左右,空调也可能需要3-4台以上。所以,可以按照家庭人口数量来灵活规定购买数量。

建议四:补贴政策需灵活变通

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761元,并非所有的地区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收入水平,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应该根据农民收入情况制定,不同收入水平区域的农民,应该享受不同的补贴政策。

张近东举例说:“比如,2008年人均收入低于3000元的农村地区,可以享受15%或更高的财政补贴政策;人均收入3000—4761元的农村地区,可以享受13%的财政补贴政策;人均收入4761元以上的农村地区,可以享受10%的财政补贴政策。”

他认为,按照这种补贴方式,无疑将使一部分农村受益更大,在促进消费方面,有积极的意义,原本因价格承受问题观望的农民,可能会因为补贴力度加大,而选择购买。

建议五:根据地区消费差异实施高价产品低补贴

随着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一部分富裕地区的农村和农民,对高端家电也有一定需求,目前家电下乡中标产品可能会达不到需求。考虑到补贴的公平性和财政预算的限制,张近东委员建议可以对高价产品实行低补贴的政策,价格越高的产品,享受的补贴比例就越少。比如,家电下乡产品价格比原来最高限价高20%,财政补贴政策同步降低20%。这项政策,不但能够丰富家电下乡产品的种类,同时也能够带动一部分人积极消费。

建议六:加强农村电气化建设 保证用电安全

苏宁年前的一项农村调查显示,超过70%的农民,表示会因家电下乡政策可能购买或一定购买家电下乡产品。但调查过程中发现,电力、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等问题,成为农民购买家电产品所担忧的问题。

张近东委员认为,目前有的农村地区电压不够,不少农民购买家电,无法正常使用。特别是“家电下乡”推广,农村家家户户都购置不少家电,尤其是电热水器、空调等大功率电器,用电高峰,有些农村地区线路末端电压达不到需求。政府要增加投资,加强农村电气化建设,保证农村用电需要,另外,在农村居民用电费用上适当降低,否则会出现即使“买得起”也“用不起”的现象。

建议七:加强动态监管 即时调整产品和企业资质

张近东委员表示,除了电气化基础建设,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让广大农民买到放心的家电,并且保证及时维修,用好家电。这就需要政府加强监管,建立完善的监管和保障体系。在这方面,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首先,加强中标产品的质量监管,保证“家电下乡”产品质量;其次,加强中标产品的价格监管,避免质次价高,更不能以劣充优。第三,加强中标商家的服务监管,关键是售后服务的保证。

此外,张近东还建议,政府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化档案,每年进行动态监管,调整不适宜的中标产品和企业的资质。这里,可以建立一个优化标准,比如中标产品的质量问题、价格问题、服务问题等,一旦超过10%,政府可以终止中标产品和企业的资质。

据悉,在春节之前,苏宁在全国举行“千乡万镇”农村家电消费市场调研活动,从上万户农户家中得到了关于农村家电下乡的很多第一手数据和资料,张近东也是据此做出了上述建议,作为全国家电下乡主渠道的苏宁电器,后期也将在丰富产品、加强监管、强化售后服务和物流等方面做出不断的努力。

张近东总结认为,家电下乡应该建立完善的监管保障体系,切实让利于民,并且在现有家电下乡的基础上,扩大家电下乡规模,让更多低收入人群受益,这将是利国利民利企业的多方共赢的有效手段。

名老中医应自由择徒

“师承教育是数千年中医教育的主流。通过师承教育，一代代中医名家手把手地培养出无数悬壶济世的良医。应该把自由择徒的权利还给中医事业最顶级的老师。”张继禹代表这样认为。张继禹代表介绍，自1990年至今，全国相继开展了四批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但是整个师承教育过程均由相关行政部门设计、主导和支配，他们既不能自由选择徒弟，也不能自由安排教学计划，连徒弟是否能出师都不能亲自考核。“现在，全国名老中医大都已八、九十岁，对其医技医法的抢救工作刻不容缓。”

　　张继禹建议，应支持国家级名老中医自由选择徒弟。他说:“在高级师承教育中，卫生行政部门应将工作重点放在国家级名老中医的遴选评比上，师承弟子的选择、教学规划与出师考核应由名老中医自主决定。凡享有国家级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资格的师承弟子，应享有执业医师的全部权利，不再另行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取消全民学英语

全国政协常委、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新陆向两会提交了一份关于高考不一定非得考外语的提案，这是他第三次向两会提交有关放开英语考试、不搞“英语一刀切”的提案，并且已经争取到30个委员的签名支持。

近年来在中国，外语学习基本上等于英语学习。因为学英语的热潮波及神州大地，英语辅导班、英语教材、英语读物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全民学英语确实培养了一些外语人才，但对许多人而言，英语已成为生活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而今，不但学生从小学、初中直到大学、研究生的学习生涯中必考英语，而且人们在出国、就业、评职称等社会生活中也会处处遇到英语的考验。在英语大棒的指挥下，连幼儿园也在搞双语教学，甚至连孕妇都开始外语胎教了。一门外国语言在我们这样有着悠久文明的泱泱大国中竟抢了如此大的风头，不禁让人想问：它真的有必要被拔到神一般的高度吗？

国家重视外语，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我们打开国门，需要加强与外部的交流和合作，亟需培养大量熟悉外语的人才。学习外语的目的正是通过加强交流，学习国外先进发展经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改革开放进行了数十年之后，也许是时间久长之故，一些人已经忘了我们当初推广英语学习的目的，反而将学习英语本身当成了唯一目标。

为了高考，高中生有几个不是将大半时间花在了背单词、作习题上？为了出国、考研、找工作，大学生又有几人不是天天捧着教材在读？为了评职称、提职务、出成果，又有多少人不得不挤出本已不多的时间上辅导班、埋头苦学？

这么多人学英语，真正能学精通的有几人？又有多少人在工作生活中真正用得上英语呢？在笔者看来，在为了考试而学习的氛围中，这个比例应该很低。它浪费了多少的社会资源？占用了多少人宝贵的时间呢？这些数字恐怕就很高。

还是尽快将英语从神坛中请下来吧。作为交流手段，英语对于我们加强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作用不可忽视，但将它的功用太过夸大，反而会有害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此，笔者提一个极端的问题：高考不考英语又怎样？我想，一样会有专业人才学英语，学习英语会更好地作为一种个人适应某些工作和岗位的主动选择，而非外界不加区别、强加于身的硬性规定。还是让该钻研的去钻研，该解放的就解放了吧。

要淘汰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家

　　3月10日上午10点10分，铁道大厦3层会议室，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在讨论中扔出一个“炸弹”。

　　“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已经证明不行了，需要有一个民间独立的机构和他们进行质询，还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刘义愤填膺。

　　此话一出，会议室内顿时炸开了锅，委员们互相交头接耳，点头摇头此起彼伏。

　　刘还拿出自己的经验和与会代表共享。“我们企业做的事情和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反其道而行就行了。”

　　热闹五分钟之后。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接过话头。

　　“我承认我们是失败的。我在内部开会的时候，就说了很多伤人的话，我们重犯了98年就犯过的错误”。张坦言。

　　“实际上，至少这一轮，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跌眼镜，也并没有一二个人的错。”一位委员私底下向记者表示。

　　为什么会失败？

　　多位与会代表总结道。

　　“我们实际很多的学者都是教科书思维，照本宣科。”

　　“我们实际很多学者都没有深入实际。”

　　“我们实际很多学者都是摸着领导的脾气做研究。”

　　此时，与会的全国政协委员邓伟说了这样一个故事。“3年之前，一位非经济学家的哲学届人士向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要警惕2008年的经济危机，特别要警惕美国；巴菲特当时也跟我说，我现在已经不再做任何投资了。”

　　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决策单纯指望官办的研究机构，可能会出现偏差。

　　如何进一步加强宏观政策的前瞻准确性？

　　多位委员建议“加大力度扶持民间的的研究机构，并且着力畅通民间机构和决策层的沟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