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热点聚集之六

大学生都考公务员是社会倒退

　　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昨天在浙江团小组审议会上说，在今年金融危机、国家拿出4万亿刺激经济的背景下，他呼吁尽快出台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四部法律，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并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刘锡荣说，四部法律分别为：

　　一是修改行政监察法。现行行政监察法在实施中暴露出很多漏洞和问题，比如对街道、村民委员会如何实施监督，目前都是空白。

　　二是税收征收管理法。现在很多税收没有进国库，财税部门乱用钱的现象依旧存在。

　　三是预算法。这次4万亿投资未经人大审议，引起一些争议。预算法很重要，如果钱一旦失控，很容易滋生腐败。

　　四是行政收费管理法。现在一些行政执法单位收来的钱，许多进了“小金库”。“小金库”肥的单位，房子造得大，汽车买得豪华，奖金发得多，福利搞得好，这样的单位，上级部门来考察，领导选票反而比那些清苦的单位还要高。

　　“现在为什么考公务员这么热？博士、硕士，学外语、学化学的，都在机关里做些收收发发的工作。600万大学生都去考公务员，都吃财政，不创造生产力，这意味着社会的倒退。”他说。

大学生就业难是社会综合症

一则新闻,成了今年两会一号提案的佐证。广东省教育厅举办的"到农村从教供需见面会"上,一位林姓女生闯到正接受媒体采访的教育厅官员面前问道:不是说农村缺教师吗,为什么对我这样的大专生一点机会也不给?这位女生,读了5年英语师范专业,英语过了六级,教师资格证也即将拿到,但上午走了三四个小时若干个摊位,没有一家愿接收简历,都说只要本科生。

这个戏剧性的场景,极其真实地印证了当下就业问题特别是大学就业难的严峻性;这也是今年"两会"政协的一号提案,为什么是致公党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就业问题的现实背景。能否就业不仅关乎经济来源,也关系到求职者的尊严即心理感受和社会地位。一般地说,就业问题关系社会安定;而应届和往届积沉的上千万待业的大学毕业生若找不到工作,那就更可能是一个社会危机信号。致公党现任9位主席和副主席有7位担任过大学校级领导,他们绝不是"杞国无事忧天倾"。在我看来,大学生就业难尤须重视,不仅是他们比失业的农民工更集中、能量更大因而"更可怕",而且因为他们投资更多、期望值更高而"退路"和抗挫折经历更少。特别是穷人家苦读出来的孩子,背负着一家人"翻身"的希望和债务,又无力选择读研避过经济衰退周期,就业不成更着急。

"两会"会场内外,大家都在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支招。有近期措施建议,如修改《劳动合同法》关于不得随意解雇员工的规定;有中长期措施建议,如延长大学和高职学制一年,第一年搞军训。这类建议我看很不靠谱:前者不愿正视劳资关系早该调整,不如搞岗前培训、见习等方式兼顾劳资又切实可行;后者采用的拖延战术,回避不了现实矛盾,反而加重贫困家庭学生的负担和怨尤。大学生就业难是社会综合症,必须找准并发的病因和症结,长短期疗效结合,用"复方"下药治疗。

据我粗略的观察,学校的盲目扩招和专业设置、学生的就业观念、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民营企业的发展不顺利、社会权利的不公不平,都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因素。

林姓女生质问"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其实问题提得不准。是因为大学本科生扩招得太多,"盖"着了大专生,才使她想到农村基层(包括偏远小学)任教也不得。而你看只要是个大学都成立了新闻系,无非因为办学成本极低;它们的毕业生好找工作那倒不正常了。

央视的倪萍和崔永元在会上"斗嘴",一个说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有问题,应该放下身段;另一个说是社会招人有问题,例如懂四门外语的女生求职宾馆前台服务员也不可得。他们说得各有一定道理。大学生"转变"了观念又怎样?他不是想"就业"而是像李嘉诚、王永庆一样自己去创业,这就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所讲的,国家为扶持中小企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在地方上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政府应对这次经济危机的产业振兴策略,可能使民营经济更加边缘化。另一个是郎咸平一再讲过的,中国偏重的制造业附加值低而且不需要中高级人才,服务业大发展才能大量吸收知识型人才。歧视民企和忽视第三产业发展之外,当然还有政府工作人员从管制寻租向公共服务转型的问题。创业环境不改变,想"自雇"创业谈何容易?

大学生想到国企做个工人,比如愿意"放下身段"做个公路收费站的员工,容易吗?不必讳言,不少国企和事业单位存在"世袭"现象,本系统本单位的子女优先,底层特别是农村出来的毕业生再优秀也竞争不过人家。除了非国家统考不可的职位之外,有个有权有势的"毕姥爷",一个电话就把位置给占了,"气死你"……

医治这些阻碍大学生就业的综合症,应该从现在就着手,中长期生效的措施并不会妨害当前的对策。否则,问题越积越多,经济危机过去了也还会有青年失业困扰,比如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法国和希腊。

躲猫猫事件说明检察机关工作不到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童建明今天在接受新华网访谈时指出，“躲猫猫”事件的发生，说明检察机关驻看守所检察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到位，建立完善的检察院巡查制度，有效监督公安机关的日常工作，将成为下一步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方面。

童建明表示，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包括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也包括对看守所监管活动的监督。总体看，这几个方面的监督工作是有成效的。曹建明检察长在报告中列举的一系列数据就是有力的说明。

童建明进一步指出，同时也要看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确实存在发现问题渠道还不够畅通、监督手段比较单一、监督效力不够强等问题。 这些都需要通过改革来进一步完善。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专门提出了要改革和完善对侦查活动等的法律监督。从工作机制层面看，既要加强各项监督工作的规范化建设，也要不断创新监督工作方式，其中的巡查制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就业不公比岗位稀缺更招人怨

就业难。从扩招后的首届大学生毕业至今，情况一直没发生根本改变，加之又赶上经济寒冬，艰难可想而知。那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后果是什么，不需要多讲；应对办法也看到不少，可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不多。好多思路是奔着“救急”去的，像什么设学士后、延长就读年限、多招研究生之类。这种方法，眼下可以“劝退”一部分就业大军，可他们最终还得走向社会，难不成让他们永远不毕业？并且，教育有自己的目标和规律，它不完全为就业服务，大学太过功利化，对学生对社会都没好处。

将就业难完全怪罪于扩招，并不客观。不扩招也存在就业难，只不过那时候是中学生不好找工作，大家不以为然。况且，多些大学生，也不是坏事儿，提升国民的教育程度，当是一个国家发展之目标。批评大学的专业设置完全和社会需求不接轨的观点，也并非无懈可击。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专业，完全和社会需求一致。即便很注重实用性，也注定会有一些专业，像哲学、理论物理之类，面临就业难。莫非大学就不设这些专业了？其实，将就业率和大学挂钩，是件挺搞笑的事儿，见过哪个国际一流大学，将“学生都找到工作”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我倒觉得，大学要教给学生的，不是某类专业知识，而是知识素养和学习能力。素质教育说白了，就是培养人而非专业。基本素养和学习能力，方是立身之根本。我们这里讲就业率，除了逼着一些大学调整专业方向之外，主要是给家长和学生一个交待。毕竟，读大学是“要紧”的事，这里面既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更有大学学费之不菲，高投入期待着高回报。

至于“转变就业观念”，用不着校长们去呼吁，现实由不得大学生不放下身段。依然会有眼高手低者，碰几次壁，自然知道调整。北大才子不都去卖肉了，自食其力有什么丢人？所谓的观念转变，不过是别指望一劳永逸，有份工作先干着，骑驴找马。

要让更多人找到工作，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扩大就业岗位。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编制放在那里，要扩编不容易，也不可能让更多人去“坐机关”。有潜力的是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要知道，中国中小企业创造出了65%的就业岗位——在吸纳75%的城镇就业人口的同时，还为75%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经济危机，倒闭的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这也是失业人口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们现行的政策，在诸多方面缺少对中小企业的扶助。实际上，国企一家独大的情况，既制造了垄断，也阻碍了公平的市场竞争。为中小企业解困，不失为保就业的良方。

另外，更重要的是确保就业的公平性。越是就业难，权力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就业中的种种歧视和不公正，比岗位稀缺更招人怨。一旦存在暗箱操作，就算是落选者“技不如人”，也有不满和怨怼的理由。而那些五花八门的歧视(性别、身高、乙肝、学历等等)，更是人为加大了就业难度。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被剥夺感和对社会的不满，这远比找不到工作更有杀伤力。

没有公共养老的农村不是新农村

农民养老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去年底，湖南祁东县七旬老农付达信千里赴京，在北京火车站持刀抢劫，他对媒体说到北京抢劫只是为了“入狱养老”，属于五保户的付达信在祁东县当地已经两年没吃过肉。去年大年夜，河南邓州一九旬老人因无人照顾被火烧死。付达信老人所在的村民说，付达信不抢劫入狱就会没有饭吃。付达信的抢劫是对中国农村养老制度的一记警响，共和国成立60年，但有超过1亿的农村老人，依然沿续几千年农耕社会“养儿防老”模式度过晚年。去年12月28日，央视《新闻1 1》栏目透露，中央对农民养老零投入，劳碌一生的农村老人老无所依。

一亿农村的六七十岁老人，与一个国家的60年相伴相随，长期的计划经济使中国农民为城市化建设付出了高达8000亿元的代价，种粮人食不果腹，政府以世界上最低廉的价格收购农副产品，农民却长期缴纳最贵的农业税。改革开放以来，以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根支柱，而农民却为此损失2亿元。中国的农民为中国的经济进展奉献了一切，剩下的是风烛残年，他们应该得到政府提供的养老。

我要为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的一个建议衷心地说一句“好”字。傅企平说：“我建议中央财政每年安排1000亿元，给全国60岁以上的1亿老农民，每个月发放80元的养老补贴。”“无养老金的老农，是当今社会生活水平最低的群体。”傅企平认为，这不仅仅是雪中送炭，对拉动国家经济也有好看处——给1亿农民发养老补贴，大多数老农不会将这份补贴去存银行，他们会马上消费，用于改善生活，因而这1千亿元能有效地拉动内需。

为国家奉献，中国农民对此曾有着崇高的境界；为个人养老，中国农民却是不能再低的需求。我曾看到有关文章，称每月80元钱就够农民养老。区区80元钱，甚至不够官员每天的一包香烟钱，盼望解放，歌颂解放的农民为幸福生活期盼了60年，现在应该还给他们了。每月80元钱就让一位农民平安养老，80元钱就能侍奉付达信等1亿老农能够寿终正寝，世上还能有多少这种低付出换来的高回报呢？

从4万亿拉动内需的天文数字中先拿出1000亿元出来，也只是九牛一毛。中央财政现在每年的财政收入超过5万亿，如果再加上地方财政收入，雄厚的财力足以保障1亿农民的养老。每年各级政府花在自己身上的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款旅游的“三公”支出高达12000亿元，对1亿农民献出“三公”消费的1/12的怜悯就会换来他们的千恩万谢，有什么道理不在1亿农民身上和谐一次呢？

拉动内需，关注民生的口号已经喊得震天响了，希望一个关心一亿农民的建议能得到重视，期盼拉动内需，关注民生的政策在1亿农民身上首先受益。当沿续几千年的“养儿防老”的模式在农村被破除的时候，广大农村就有点新意。

为何违规官员屡获新任命

安徽省太和县上报国务院调查组已将劣质奶粉事件的相关责任人撤职、开除，但两个月后媒体曝光了这些人仍在上班；因洪洞“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山西临汾市尧都区原副区长，此后不久突然被违规任命为区长助理……如何防范行政问责制在执行中走样、弱化？怎样才能最大限度杜绝“假问责”？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葛均波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交的一份提案中，探讨了官员行政问责制如何科学化的问题。

行政问责制首次形成法规

在2003年非典时期，当时包括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被查处，行政问责制开始走入中国民众的视野。

2005年通过的 《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对问责制明确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或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

2008年3月21日，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 《国务院工作规则》。新规则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及各部门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是行政问责制第一次正式写进 《国务院工作规则》，成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法规。

杜绝“假问责”刻不容缓

“在松花江污染事件、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踩踏事故、三聚氰胺毒奶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一次次震惊国人的责任事故发生后，高层一次次‘铁腕问责’，让一批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者丢掉了‘乌纱帽’。

在问责制不断取得实效、深入人心的同时，时有发生的 ‘问责秀’，甚至 ‘假问责’，这暴露出问责制尚存在一些缺陷。安徽省太和县上报国务院调查组已将劣质奶粉事件的相关责任人撤职、开除，但两个月后媒体曝光这些人仍在上班；因洪洞 “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山西临汾市尧都区原副区长，此后不久突然被违规任命为区长助理。

“虽然这一复出任命在舆论监督下被废止，但从中暴露出的问题是，如果行政问责制缺乏制度保障和科学化管理，就难脱人治色彩，最终效用就会大打折扣！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葛均波说最后两句时语气格外重。

在葛均波看来，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关键在于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的监督与问责。他说，在他关注上述事件的发生、过程以及结果时，反复萦绕在脑海中的就是如何防范行政问责制在执行中走样、弱化？怎样才能最大限度杜绝“假问责”？

委员建议免职人员再任职需监督

“指向明确、措施刚性、反应快速”葛均波用十二个概括了他对 “科学问责”的斟酌和思考。他举了山西省襄汾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的例子，在该起事故中，本应根据相应的法规追究有关政府领导人的责任。由于目前我国还缺乏对政府社会责任和社会管理的法规，笼统地让一个省的省长承担问责，且不说对省长本人是不是公平，实际上也没有问责到该负责的个人，影响了 “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公正性和科学性。

“科学问责”另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明确根据 “行政问责制”免职人员的再任职问题，行政官员在A地因重大事故被“行政问责”，不久又到B地复职，甚至升官， “行政问责制”变相成了重大事故安慰剂，对于教育官员严于职守成为儿戏，没有人会因为畏惧 “行政问责制”而努力工作，出了乱子换个地方再当官。

“再任职需要公众监督法律程序，诸如审计、公示、竞选、第三方评估、上级审查等。”葛委员说， “希望通过政协和人大，制定出与行政问责制配套的相关法规，以保证其科学落实。从实践来看，目前的行政问责制太笼统，缺乏实施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