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代表观点之七

国家要从惠农向强农转变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阜阳市市长孙云飞说：“国家每年给予农民的各种补贴数额巨大，但发放到农民手中后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真正用于生产，产生的效益不高。建议国家整合涉农资金，由惠农向强农转变。”

　　孙云飞说，国家每年给农民的种粮补贴以及各种惠农资金有几十项，但很多农民都外出打工，领到补贴也很少真正用于生产。而惠农资金多头管理，撒胡椒面，量小分散，难以发挥大的效应。

　　孙云飞认为，国家应该集中财政资金，由惠农向强农转变。首先，应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特别是要向粮食主产区和农业大市倾斜。当前，农业基本上还是“靠天收”，如阜阳市850多万亩农田，旱涝保收的只有280多万亩，而全国18亿亩多耕地，只有2亿亩左右水利条件较好。因此，国家要加大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样可以大大提高粮食亩产，确保粮食安全。其次，国家要将各种涉农资金捆绑使用，尽量减少市、县农村建设配套资金。农村建设资金下达后，很多困难地区都拿不出配套资金，这样就有可能因建设资金不足，形成“胡子工程”或“豆腐渣工程”。第三，国家应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特别是要解决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改变农民“老来忧”的现状。

国家应支持百万农民到非洲创业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我国不少农民工失去了就业机会，有的报道甚至出现了大学生和农民工抢饭碗的说法。针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赵志海提出，国家应支持农民到非洲创业，这对农民致富，对解决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都有很大帮助。

“埃塞农业部官员主动找我”赵志海代表是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所所长，谈起

这次人代会上提的建议，他告诉记者，这一切都和去年5月12日，他随河北省农业产业协会组织的农业考察团到非洲埃塞俄比亚和几内亚有关。

在研究了考察团的成员构成和行程后，还没等双方正式开始谈，埃塞俄比亚的农业部官员就找上我说，他们对我国的杂交谷子非常感兴趣。

赵志海代表说，埃塞俄比亚现有人口7800万，目前约有700万人口常年靠救济粮食维持生存，另有1000多万人常年缺3个月的口粮，粮食需求十分迫切，初步统计分析，埃塞俄比亚缺口粮食约25-30亿公斤。

埃塞农业部对我们的杂交谷子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这是个抗旱的品种，而且产量高，平均单产达到460公斤。

在埃塞农业部的要求下，杂交谷子在埃塞通过许多渠道进行了实验，效果非常不错。

我们农民能吃苦可到那里去种地

“原来我还只是单纯的从种子出发，但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才使我想到了在此次人代会上提出这个建议。”赵志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埃塞俄比亚粮食作物面积1.5亿亩，其中谷类作物(苔麸、手指谷)4000万亩左右，这些作物至少一半以上可以改种杂交谷子，即2000万亩以上，种植杂交谷子比种植苔麸、手指谷平均每亩增产150公斤以上，2000万亩杂交谷子可增产粮食30亿公斤以上，完全可以解决埃塞的粮食问题。

我们的农民能吃苦耐劳，到那里去种地，我们就可以发挥埃塞的土地资源，解决我们农民人多地少的问题。

赵志海代表建议，根据目前的形势，应该由国家有关部门出面，和非洲国家进行谈判，如果一人种20亩地的话，2000万亩，就可以解决100万人就业。农民有了地种，而且收入不菲。如果谈判好了，有关部门还应该对农民进行培训，让农民尽量掌握先进的种植技术，同时尽量对他们进行当地风俗、语言上的培训。实际上，农民如果去了非洲，就都是杂交谷子方面的农技专家，同时当地谷物价格昂贵，农民收入会比在国内收入要高很多，同时，这对解决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惠农资金不能“天女散花”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旌德县白地镇洪川村党支部书记余的娜说：“不仅各种补贴是‘天女散花’，现在各种新农村建设资金也是多个部门管理，使用分散。今年给点建设农村书屋的钱，明年发放点建设计生服务站的钱，但资金都不足，建也建不起来，还不如把各种资金加起来给村里建一个综合服务站，这样既节约资金、土地，又方便实用，免得造成重复建设、浪费土地。”

建议出台规定禁止领导干部为两院案子说情

——昨日，广东代表分组审议两高报告，有代表表示人情干预司法公正现象必须改变。

人情干预非个别现象

“官司在基层法院一审、二审都没问题，很多案件一到高院，就有很多人‘做工作’，似乎越往上‘做工作’的空间越大，就看谁的面子大、关系好，司法的公正性受到质疑！”昨日，一名陈姓广东代表抛出了这个话题。

这个话茬很快得到代表回应，一名王姓男代表直接捅破那层窗户纸:“在外国出案子，找律师，在中国，首先就是说情。”王代表称，说情风很厉害，越到上面越复杂。“当然并不是所有人情都是错。”王代表称，不过这个付出太大了，一说情就变样。

“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领导干部因为说情而被处理。”王代表建议应该出台规定，“凡是两院的案子，任何人不得说情，只要发现就要处理。”

“我们很需要这句话啊。”来自法院系统的赵代表颇有感触。

法官顶得住也坐不住

也有代表称“执法者应该有抵御的能力，应该有底气，你要顶得住。”马上有人接上话:“顶得住，你坐不住啊，起码事后要把你‘搬开’。这就是权与法的问题。”王代表建议刹住说情风，要从领导干部做起。

建议家庭破裂可向第三者索赔

“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都涉及第三者的问题。显然，第三者和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共同侵犯了另一方的权利。”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

夫妻因“婚外恋”离婚，一方可不可以向“小三”索取赔偿？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给出了她肯定的回答。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马兰代表提交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议案”，在这份议案中，她对未婚同居和第三者“小三”等老百姓关注的社会现象提出了立法建议。

男女同居不应全盘否定

“一刀切式的全盘否定，不太适宜”，对于男女同居这一社会现象，马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她看来，同居可分为配偶间同居（婚姻同居）和非配偶间同居，而后者又可分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破坏婚姻同居）和双方均无配偶者的同居（非婚同居）。

马兰认为，现行婚姻法对配偶间同居和非配偶间同居进行了明确区分，但对后者未有做进一步的切割，而是采取了一刀切式的全盘否定，这是不太适宜的。

马兰认同有配偶的人还与“小三”同居这种破坏婚姻的同居关系不予保护。但她认为还应看到非婚同居与破坏婚姻的同居不同，非婚同居对法定婚姻关系的破坏和冲击较小，法律对这种同居关系固然不宜予以肯定，但从保护公民，尤其是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出发，应当对这种关系进行必要的调整。

“小三”应承担赔偿责任

而从现实生活上来说，当前非婚同居的现象还是大量存在的，社会也有大量的因非婚同居引发的纠纷，但因其不是法律调整范围，法院不予受理，又使得矛盾不能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致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了。

为此，马兰建议修改婚姻法相关规定，规定非婚同居期间所得财产有协议的，按协议约定确定归属；无协议的，按照一般共有原则确定。而对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依诉讼程序解除；解除同居关系时，适当照顾无过错方。双方不愿意解除同居关系的，应当补办结婚登记手续。

“无过错方有权向第三者提出赔偿，这既符合法理也符合情理，有利于遏制婚外性关系的发生和蔓延。”对于能不能向“小三”索赔，马兰持鲜明的肯定态度。她表示，第三者也应承担赔偿责任。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都涉及第三者的问题。显然，第三者既然和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共同侵犯了另一方的权利，也同样是为法律所禁止的违法或犯罪行为，理应共同承担责任。

为此，马兰建议完善我国目前的离婚赔偿制度，在婚姻法中增加婚姻关系以外的人，具备相关情节的，过错方有权向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内容。

建议男女同龄退休

　一、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存在的问题

　　中国现行退休制度确定于建国初期，规定男性年满60周岁，女职工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退休。如今近60年过去了,退休年龄依然如故。退休年龄长期不变带来诸多问题：

　　一是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导致高退休人口赡养率。根据推算，中国城镇退休人口赡养率呈快速增长趋势，从2006年0.265增加到2032年1.102，社会无法承受如此重的养老负担。

　　二是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导致人力资本浪费，女性表现尤为严重。人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推迟了就业起始年龄。假如退休年龄不相应延长，劳动力的就业年限（即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期）就将缩短，导致人力资本的浪费。

　　三是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背景下，退休年龄没有随之延长。对156个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和平均预期寿命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多数国家均在本国人民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后，相应推迟了法定退休年龄。在我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为75.21岁，人均预期寿命相较于建国初期制定退休制度时的男性40.0岁和女性42.3岁，有了大幅度提高。然而，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并未作相应调整。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则尤其值得反思。

　　四是大规模退休后边拿退休金边再就业有违养老金的初衷，造成紧缺的养老金不恰当地使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退休后再就业率高达33%。退休后大规模地再就业，退休者边工作边拿退休金，使得退休金演变成一种工作以外的额外福利。

　　五是妇女界要求男女同龄退休的呼声越来越高，挑战中国仍在执行的女性比男性早退休的政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男女同龄退休体现了国家对男女平等的参与权和发展权的尊重，也是国际退休制度改革趋势之一。全世界有六成以上国家和地区执行男女同龄退休政策，中国是世界上两性退休年龄差距最大的国家，男女退休年龄相差10年。这样的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女性的发展空间。

　　二、退休年龄与就业的关系

　　人们也许会担心延长退休年龄会导致失业率上升。然而，研究表明，延长退休年龄并不必然导致失业率上升。

　　首先，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的就业量取决于劳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供需平衡决定劳动市场的均衡就业量。劳动的需求是引致需求，取决于产品和服务市场的需求，而产品和服务市场的需求又主要取决于居民的消费需求，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决定其消费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工人早退休，虽然可以将其工作岗位腾出来，但收入明显下降，这不仅在于养老金的边际替代率比较低，同时，一旦退休，退休金的增长通常要慢于平均工资的增长，而社会物价水平却呈总体上涨，因而退休者的消费趋于保守，需求随之下降，从而间接地给劳动市场的需求带来消极影响。

　　其次，退休金是从工资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的。如果退休年龄过早，按照我国的人口状况，未来数十年内，需要赡养的老年人会不断增多，社会养老资金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国家将不得不提高工资税率，也就意味着企业运营成本增加。这会影响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出口会萎缩，又将导致国内失业率上升。

　　再次，根据91个国家和地区法定退休年龄和失业率数据，从长期来看，没有证据说明退休年龄的提高会带来失业率的上升。相反，退休年龄较长的国家的失业率还有一定下降的趋势。

　　三、调整退休年龄的建议

　　一是要加强宣传，让民众更多地认识到延长退休年龄的必要性。根据在郑州所做调查，在被调查者中，1/2希望保持退休年龄不变，1/4反对延长退休年龄，只有1/4赞成延长退休年龄。根据网上调查，多数网民也反对延长退休年龄。我们面临一个难题：退休年龄必须延长，但民众普遍不赞成。因此，要通过广泛宣传，让民众深刻地认识到延长退休年龄是无法回避的选择。

　　二是要分步延长退休年龄。我们提出延长退休年龄的依据是，保持目前工资税率不变。工资税是指工资中用于缴纳养老金的部分。如果我们不延长退休年龄，到2014年就必须提高工资税率，并将持续不断提高才能保证养老金的收支平衡。如果我们不希望工资税率的进一步提高，就必须延长退休年龄。据此，提出以下延长退休年龄的具体建议：

　　2012年，开始延长女职工退休年龄，每年1岁，到2017年，开始提高女干部退休年龄，每年1岁，到2021年全部女性退休年龄提高至60岁；2022年开始延长男性退休年龄，每年1岁，到2026年提高到65岁，女性不变；2027年开始进一步延长女性退休年龄，每年1岁，将女性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这样，到2031年，男女同龄退休，退休年龄均为65岁。

建议推城市设摊导则 解放小摊贩

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建议政府可考虑出台《城市设摊导则》让小摊贩合法化———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6％以内”。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日甚的背景下，我国不少工业企业遭受较大冲击，就业压力巨大。

政府部门在充分发挥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在吸纳就业的作用中，有必要重新审视摊贩经济的作用。今年两会，广东团张育彪代表提出的小摊贩合法化的建议，在金融危机失业率大幅上升的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

摊贩经济现状

围剿:小商贩与“城管”的“游戏”？

最近，江苏无锡市因城市管理，强制拆除1200多个报刊便民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同样是出于城市管理的理由，很多城市的摊点被拆除、取缔，小商小贩难以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小商贩与“城管”之间的矛盾在许多地方成为持续的热点问题。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城管都会对小商贩施以“重手”:“一个游商能够支撑起一个家庭，政府的救济能达到这个程度吗？其实，在广东的很多地方，城管对小商贩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许多小摊小贩的背后都维系着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生活。所以有一点儿人情味的执法者都不会将小商贩赶尽杀绝。”昨天，广东团的代表张育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摊贩经济作用

满足低层和普通市民阶层生活需要

张育彪说，今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广东的很多外向型经济企业停产倒闭，很多过去的工人和农民工失业。“对于这些人的再就业来说，与其政府花钱搞培训，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岗位，还不如让他们就地摊贩化，自己创业，自谋出路。”

“摊贩是对市场最敏感的，市场需要什么，他们马上就会经营什么，这对刺激消费非常有效。”张育彪说，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方面讲，摊贩经济便捷、廉价，可以满足低层和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需要。此外，摊贩经济能营造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让游客和市民感受地方的特殊风味；摊贩制造街头的喧闹，活跃着城乡的交流。

摊贩经济前景

政府可考虑出台《城市设摊导则》

张育彪在他的《城市有限放开流动摊贩经营的建议》中提出，中国可借鉴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实践经验。比如，让小摊贩合法化，划定区域和时段，让其有序经营。各城市可根据城市规划、市民需求，划出一定区域，限定时间、地点经营。“比如，对卖早餐的，可考虑在早上7时半前结束，不影响市民上下班，对交通不造堵；而一些卖小商品的，可允许在晚上7时半后经营，晚上12时前结束。”

对于解放摊贩后，城市的市容、交通、卫生等方面会带来的问题，张育彪认为，现在城管执法人员对摊贩实行强行驱赶或取缔，反而会遇到激烈的反抗。 解禁摊贩是在不影响群众生活、保证城市管理效果的基础上的，国家应该变“堵”为“疏”。

国家甚至可以出台《城市设摊导则》，政府可以划定区域和时段，让其有序经营。也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市场成立小摊贩自治组织，实现自我治理和约束。“政府还可以为流动摊贩颁发临时许可证。如果摊贩不遵守公共秩序，就去取消其在一地区的经营权。”

关注对话

放开摊贩经济，城市不会乱

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

经济困难时期，各方人士为解决就业问题积极出谋划策。这其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的“解放小摊贩 应对就业难“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受到广泛好评。昨天，何兵教授就这一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内地摊贩就业人口约为2553万人

记者:如果小摊贩能真正合法化，您预计能解决多少人的就业？主要面对什么人群？

何兵:摊贩生意，起点低、资金少、操作容易，肯定是就业捷径。愿意当小摊贩的主要是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现在大学生不好找工作，也可以考虑先“练摊”，没准能发展起来。

我国内地从事摊贩职业的人口总数，至今没有官方或学术数据。据台湾的调查，截至2003年8月底，台湾地区摊贩从业人口计443797人，占总就业人口的4.6%。参照这一比例粗略测算，内地摊贩就业人口约为2553万人。

就北京来说，《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2003年北京市409.5万流动人口中，摊点经营人员占6.78%。依此数字推算，当时北京有近30万名游商。

北京市“十五”结转10.8万名闲置农村劳动力，第一产业有30万农村劳动力需要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预计“十一五”期间，有40.8万农村劳动力需要向二、三产业转移。首钢等国企改制、事业单位改革等原因导致失业人员78.76万人。新增劳动力登记失业人员57.43万人，期末城镇登记失业率将达到3.5%左右。这些数据都说明，社会就业对小贩有旺盛的需求。

社会治安管理任务可以交给摊贩协会

记者:人们往往把小摊贩和“脏乱差”、破坏市容环境、带来卫生隐患等联系起来。小摊贩如果都“解放”了，该怎么管理？会不会更乱？

何兵:我一直主张，放开摊贩经济，城市不会乱，反而利于城市管理。我们一直采取非法化小摊贩的法律政策，对小摊贩采取简单的驱逐手段。数千万小贩与数百万城管展开了几十年的街头游击战，严重地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

合法化摊贩经济以后，我认为可以成立摊贩协会，进行行业自我管理，并由国家相关部门进行监管。比如，城市卫生，在合法化小摊贩后，可以考虑交由摊贩协会对一定的路段进行卫生承包。公安部门还可以将一定的社会治安管理的任务，交给摊贩协会。摊贩还可以帮助城管治理小广告，控制“牛皮癣”。

我国目前已有少数几个地方进行了“摊贩合法化“的试点，效果都很好。比如，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启动“民主自治”试点。八位摊主一致同意无记名投票选出正副小组长，通过抽签进行摊位排序。商定自路口向北20米内摆放摊位，按序号定时轮流交换位置，正副组长监督协调。试点一个月，大家都规规矩矩，既用不着起大早抢位子，也不用跟城管队员吹胡子瞪眼。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城管的工作模式发生质的变化，从执法为主转变成协调为主。

欧洲有露天吧台，亚洲有街道摊贩

记者:摊贩经济除了解决低收入人群就业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没有其他作用？

何兵:一般认为，摊贩经济并不缺乏效率，它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摊贩经济不仅增加GDP，还有更多的优点:首先满足低层和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需要，廉价的摊贩市场是他们消费品的理想来源。其次还丰富了城市文化。摊贩经济能营造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让游客和市民感受地方的特殊风味。如法国巴黎街头艺人的展示，我国传统的庙会、夜市，不仅提供购物便利，还是城市文化独特的景观。第三，摊贩是恢复街道活力，有效利用公共空间，增加城市魅力的佳径。正所谓“欧洲有露天吧台，亚洲有街道摊贩”。

关注背景

中国城市“解放”摊贩之路

镇江:尝试马路摊贩自我管理

镇江市义士路的马路摊贩曾经因为抢占摊位三天两头吵架，时不时打得头破血流，义士路一度成为镇江市脏乱差的典型。2007年年初，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先后召开三次协调会，最后于2月6日正式启动“民主自治”试点。

上海:宣布不再一律封杀

《上海城市设摊导则》至今尚未面世

2007年4月12日上海市新闻发言人焦扬宣布《上海城市设摊导则》将于5月1日前公布试行，申城将率先对城市摊点不再一律封杀。据粗略估计，申城无证摊贩不低于5万，禁了数十年。试点开始后，上海已组织了25个街道（镇）开展设摊管理疏导试点，全市中心城区共设置室内疏导点35处，室内集中疏导点28处，约安置了5100个摊位。而且，通过疏堵结合的管理模式，城市乱设摊蔓延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上海在尝试给马路设摊“解禁”，引起全国强烈关注。然而，马路设摊“解禁”一年间，改革措施却推进缓慢，原定2007年5月公布的《上海城市设摊导则》至今尚未面世。

南昌:给小摊贩合法身份

2007年4月份，南昌市湾里区在全市率先试点解禁马路摊贩。所有摊贩可在部分人行道上摆摊，规定经营的时间为每天18时至23时。

建议刑法增“欠薪逃匿”罪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说，他已提交提案，建议《刑法》增设“欠薪逃匿罪”。

在政协会议小组讨论“两高报告”后，朱征夫说，当前刑法对恶意欠薪没有相应处罚条款，一些企业经营者漠视劳动者权利，有的甚至把欠薪作为一种牟利手段。对于已发生的欠薪逃匿事件，现行法律无力追责逃匿的企业主。因此，亟需在《刑法》中增设“欠薪逃匿罪”。

建议政府专设“网络纪检”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杰，在政协会上表示，建议政府鼓励网络举报，并专设“网络纪检”，专门搜集和接收网络举报信息。

超九成网民选择网络监督

过去一年，被很多人称为“网络监督年”。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事件、“天价烟局长”……网民的曝光和不懈追究，在推动事件的查处中，功不可没。

另外，1月初，人民网等进行网上调查，参与调查的网民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3.3%的人选择网络曝光。

设网络发言人答复网友

面对网络监督功能的走强，施杰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就此成立一个实体———“网络纪检”，专门处理网络上反映的腐败线索。

政府可在网上设立专职的网络发言人，施杰解释说，在市级以上纪检、检察机关等设立专门部门，对网络相关线索进行专业的收集、分析，按真实性、可查性、影响性分级管理，并设立网络发言人，及时在网上就调查情况答复网友，保证渠道通畅，引导“网情”。

网络监督“无须实名”

一些纪委部门举报网站，对于网上举报，一般提倡实名举报，要求详细填写联系方式。由于网络对参与者没有任何限制和要求，有利于知情人员更大胆地提供线索。因此，施杰认为，网络举报就应该发挥举报隐蔽性作用，“既然专设‘网上纪检’，反腐何须实名。”

他建议，入门用实名，举报用网名。也就是说，每个人进入互联网世界，必须是实名的，每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话负责；同时，为了保护举报者，可以使用网名或者匿名举报，反腐机构必须答复。

无特殊情况千万别删帖

反观上述事件中的网络监督，均是事后形成舆论，民怨沸腾之后再去追查。因此，施杰建议，有关部门可以提前介入。

为了保护网络有效信息，施杰建议，针对网络信息，除法律规定必须删除外，任何个人或部门无权强令删帖。

“纪检部门对网络线索非常重视，监察部和中纪委等机构都有很多部门监测这些线索，很多部门每天都有人在看，不单是举报，还有很多建议

———国家监察部部长、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

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直高度重视网络监督，去年专门组织力量收集编辑每日《涉检网络舆情》和每旬《政法网络舆情》。网络监督工作的加强，将促进司法机关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

———最高检新闻发言人童建明”

观点 网络反腐可降举报成本

专家提醒网络举报应尊重事实多方求证

本报讯 (记者孙旭阳 实习生田田)“网络反腐”要不要做，能做什么，怎么做，从官员到专家，各有说法。

“在中国，被打击报复的举报人绝对不在少数。网络给了民众另外一个平台，让更多贪腐渎职官员暴露于阳光之下，却将举报者的风险和成本压力降到最低。”上海律师严义明说，他十分理解网友华阁的退隐之举。

严义明说，公开透明地披露公共事务，是政治文明的必需。他不认为官员的亲属组成、收入和消费项目属于个人隐私，“当周久耕吸的烟戴的表，明显高出其合法收入的时候，我们就有权要求他解释这些疑问，直至承担法律责任。”

被称为“中国网络反腐第一人”的湖南株洲市委前纪委书记杨平曾感言，“离中南海最近的是网络，离网络最近的是百姓。”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金兼斌认为，公众很难客观评价周围的人和事，但在网络上，因身处陌生语境，人们却可以大胆直言，形成合力，这是网络反腐的生命力所在。

但金兼斌提醒公众注意，在周久耕事件中，网友和媒体的不少报料，最后都被证伪。这也意味着，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即使以反腐的名义，也应该尊重事实，多方求证，并为之负责。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红宇也认为，网络不能取代真正的司法监督。网络监管是必要的，但网络监管既无裁判权，也不能超越党纪国法。

调查 披露“天价烟”后举报网友失踪了

一名官员，抽的烟1500元一条，让无数网民感到愤怒。这条“九五至尊”，没有给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原局长周久耕带来“至尊”的运气。今年3月8日，南京市市长透露，周久耕被立案调查。正当不少人对此结果表示关注时，最先发帖揭露“天价烟局长”的网民早已销声匿迹。

华阁第一个披露“天价烟”

网友华阁不见了。

这个ID在天涯社区的最新一次登录时间，定格在2008年12月19日13时57分。不少记者给他留言，都没有得到回复。

“没人知道他去哪里了。”天涯管理员说，“正像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一样。”

华阁的最后一篇主帖，正是关于周久耕的。这篇题为《赞一下那个要处罚低价房局长了，看人家抽的烟》的帖子，发表于2008年12月14日凌晨2时。

此前，2008年12月10日，周久耕表示，他将联合物价部门，查处某些降价楼盘。此言一出，马上激起民愤。

华阁援引周久耕的原话，称其查处低价房，是为了防止烂尾楼的发生，“我要对老百姓负责”。然而，一张照片显示，这位“对老百姓负责”的局长，抽的是南京卷烟厂生产的“九五至尊”香烟，1500元一条。在南京，这是一名下岗工人3个月的低保。

华阁不无讽刺地说，“赞一个，这样的干部应该大力表扬。”

但蜂拥跟帖的网友，显然没有表扬周久耕的。就在华阁发帖次日，这个帖子在天涯网成为精华帖，被加上热帖标志“红脸”。一天之内，点击量超过7万，跟帖超过两千。

网友开动人肉搜索，又有人发帖称，周久耕先后换过劳力士、江诗丹顿、帝陀等名表，其座驾是一辆凯迪拉克。

12月22日，天涯社区又将“天价烟”推荐为“天涯周报”的一周头条。此时，传统的媒体介入了对此事的报道，网上网下，周久耕一时成为名人。

然而，第一个举报者华阁此时早已弃ID而去。

网站编辑怀疑烟厂炒作

“华阁隐退的原因，最有可能是怕打击报复。”天涯社区的编辑应剑群说，他一直推动“天价烟”事件的报道。

“将帖子加为红脸，是因为周久耕很有关注度。华阁提供的名烟线索，也很有新闻价值。”

但应剑群通过技术手段分析，又联系以往新闻，怀疑有烟厂烟商借助此事炒作。他甚至设计了一个投票，看网友有多少怀疑此事源于商业炒作。

相信炒作者只有两成，而几乎所有投票者都表达了对周久耕的愤怒。应剑群穿上一个“马甲”，发帖指出该事件商业炒作的各种疑点，但很快遭到网友的批评甚至辱骂。

“网络是个大筐，各取所需。”在天涯等网站上，并不是每一个检举喊冤的帖子都能得到编辑和网友的垂青。但当多方的关注聚焦到某事上时，有关方面不给个说法，似乎说不过去。

和普通网友一样，应剑群也期望“天价烟”事件能有一个像样的说法。

周久耕被立案调查

当“天价烟”事件炒得正热时，周久耕跟检举他的华阁一样，销声匿迹了。

记者们纷纷前往南京，追问事情进展。2008年12月26日，江宁区纪委表示，正调查周久耕事件，2009年元旦左右出结果。

两天后，周久耕被免职，理由是“擅自对媒体发表不当言论，存在用公款购买高档香烟的奢侈消费行为”。

随着案情进展，网友和媒体披露，周久耕三处房产均超过100平方米。

最新的消息来自今年两会。在面对媒体提问时，南京市市长蒋宏坤表示，周久耕涉嫌严重违纪，“已被立案调查”。

蒋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表示“对于网上反映的问题，我们是很重视的”。

建议政府组织返乡农民赴边垦疆

昨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房兴耀告诉记者，他向大会提交提案，建议中央有计划地组织大量农民工分赴边疆，如黑龙江、新疆等地开垦疆土，发展农业。

房兴耀委员说，目前相当一部分外向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被迫停工甚至倒闭，致使大量农民工离岗返乡，如不妥善安置，可能给社会稳定埋下重大隐患。而在新疆、黑龙江、内蒙古、青海等边远省份，却有大量闲置土地没有被开垦，造成巨大资源浪费。

所以，政府应该组织把这些农民工组织起来，为他们奔赴边疆垦荒创造条件，并且给他们提供免费技术培训。

同时，房兴耀委员建议，政府给予优惠政府，鼓励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为其提供融资贷款，土地建房，开办定期专业培训等支持。

让耕地保护者“有利可图”

“纵观国家出台的耕地保护政策措施，较多地注重了严管的一面，而没有充分照顾耕地资源地区的利益，没有顾及这些地区保护耕地对全国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没有充分考虑保护耕地资源对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限制。”

“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建设和当地财政收入可以跨越式发展，而耕地资源丰富的地区，只能在中央的政策下，默默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

全国政协委员王习三，在向政协大会提交的一份名为《加强耕地保护补偿 建立耕地多元保护机制》的发言材料中，阐发了他对目前国家耕地保护政策、措施存在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加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建立耕地多元保护机制，势在必行。

耕地保护为何“失灵”

耕地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耕地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逐年锐减，加之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少，生态环境约束大，制约了我国耕地资源的后续补充，耕地保护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耕地保护的严峻形势，与管理体制有很大的关系。王习三指出，从管理体制来看，我国《土地管理法》赋予了各级地方政府对耕地进行监管的职责。我国耕地保护，事实上是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进行管理。但是，地方政府在制定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时，通常只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目标、人口发展规划和城市发展目标，很少考虑土地资源的保障能力，从而加大了实现耕地动态平衡的难度。探究根本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目标不一致。

从国家和地方关系来看，地方政府把发展本地经济、提高GDP、增加地方政府收益当作目标，同国家宏观调控、科学发展的目标有一定的矛盾。客观上，地方政府从实施耕地保护中得到的现实经济利益小于不实施耕地保护得到的现实经济利益，或者说从实施耕地保护中得到的现实经济利益小于在实施其他制度或行为时得到的现实经济利益，即耕地保护无利可图，那地方政府就失去了耕地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为发展地方经济，由于耕地保护违法成本低，地方政府反而产生了“征地冲动”，成为违法用地的主体。当土地成了地方政府的一种融资手段和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时，地方政府在耕地保护中采取逆向选择就在所难免了。而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实行耕地保护的最大化目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以及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样就出现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不完全相同的利益追求曲线，出现了利益上的差别。

王习三进一步指出，现行的国家耕地保护政策没有顾及到耕地资源丰富地区的利益，导致耕地保护不利的被动局面，甚至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脚踩红线边，多占一点是一点的错误心理和行为。因此，对现行粮食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建立起对耕地资源丰富地区的经济补偿机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加强耕地资源丰富地区的经济补偿，一是可以有效保护耕地，二是可以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全国经济社会和谐。

严管、补偿双管齐下，建立多元保护机制

王习三委员认为，要解决耕地保护失灵的难题，必须坚持严管和补偿两条腿走路，调动多方积极性，建立耕地多元保护机制。

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把耕地损失的外部成本“内化”，把耕地损失造成的社会、生态、机会成本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代价纳入市场成本，重新建立耕地用途转移的成本核算体系，使占用耕地者付出足够的代价来补偿由于耕地损失而带来的一系列损失。另一方面，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全面认识耕地资源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重新建立耕地资源价值评价的指标体系，把耕地的社会、生态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纳入地方GDP评价体系，使耕地保护者“有利可图”。三是建立耕地保护补偿转移支付，帮助耕地资源丰富地区发展经济，体现工业反哺农业、发达地区支持欠发达地区、城镇带动农村的科学发展观。

为此王习三提出三条建议：

——坚持科学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原则。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总体原则应确定为：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建立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实施耕地保护补偿转移支付。

当一个区域被评定为耕地保护的优先区域并划为基本农田保护区，在现有的耕地保护制度下，意味着对该区域进行了土地利用的管制。限制区域土地使用会使区域居民的福利受到两个方面的损害，一是居民可能会丧失就业的机会，减少收入来源，从而没有能力改善生活；二是区域政府会丧失经济发展带来的税收等财政收入，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来满足区域内居民的需求，如无法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教育设施、医疗条件等。为了补偿这种损失，必须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使发展受限区域的政府具有投资公共福利的能力，并通过减少居民的税收来补偿其损失，实现区域福利的均衡。中央已经实施了对产粮大县的转移支付，但转移支付力度远远不够，难以有效解决耕地保护存在的问题。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制定耕地保护补偿转移支付政策。

——加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长效机制研究。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是建立耕地保护长效机制的核心，是国土资源“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必须抓紧研究试点。目前，可以结合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的建设，开展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研究，并逐步开始试点工作，将研究确定的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进行模拟示范分析，确定相关利益人（政府、集体、个人）的可接受程度，评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可行性，并对研究方案进行修正，提出改革的阶段建议(近期和远期目标)，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实施奠定基础。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多元途径，研究政府财政支付、粮食合理分摊比例。

提议将妇女产假延至6个月

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女性产假时间为6个月，而我国的女性产假只有3个月。昨日，张晓梅等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发起提案，提议我国将妇女的产假从目前的3~4个月延至6个月。

据规定，目前我国在职妇女产期前后的休假待遇，一般从分娩前的半个月至产后的两个半月，为期3个月；晚婚晚育者，则可延长至4个月。而国际上多数国家的女性产假时间为6个月，一些国家甚至长达一年，如英国女性可享受9个月的带薪产假，未来有望延至一年。

此外，委员们建议，通过生育保险立法、增加国家投入比例等手段，让全社会共同负担原本由妇女个人承担的生育责任。这样一来，可以尽量减轻用人单位在女性职工生育期间的负担，从而消除企业对聘用女性职工的疑虑。

提议设6小时工作制

“有必要在劳动合同法的框架下，建立起按劳动种类分类、按劳动内容分层、按劳动需要分时段、全国统一的6小时工作制。”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大学副校长姒健敏昨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废除“8小时工作制”将使就业人数增加三成，有望解决当前严峻的就业问题。

　　据悉，在去年“两会”期间，姒健敏就提出了关于“建立6小时工作制”的建议，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议。

　　姒健敏告诉记者，重提这个建议是因为在金融危机下，解决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我国总人口13亿，劳动人口7.5亿，富余劳动力目前有近两亿。”姒健敏说，实行6小时工作制后，将让劳动资源得到合理的分配，就业面也将随着扩大。

　　“政府要严格审查计件工资制在6小时工作时段的合理性，严格执行超时段工作三倍加班工资法规，并每天不得超过两小时。限制劳动者业余时间兼职从事社会服务每周不得超过20个小时。”

　　姒健敏表示，这将使劳动密集型及高效益企业的加班劳动成本加大，促使其扩大就业面。

　　姒健敏提供的材料指出，在中国，有效工时仅占制度工时的70%左右。缩短工时，一方面要求提高劳动效率和工作质量；另一方面可能降低水、电等方面的支出成本。

　　姒健敏表示，提倡6小时内高效工作，在不增加人员的条件下，劳动效益将增加25%。“既有效提高工作效能，又节约成本，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