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综合评论之七

购房者怎么和开发商商量房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3月11日在接受采访时说道：“目前商品房的开发成本中，土地成本占了很大一块”、“至于某个具体城市的土地成本占了多大的百分比，建造成本占了多大的百分比，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

　　承认土地成本占了房价很大一部分，这澄清了曾渲染一时的“炒房说”，把房价虚高的一大责任明晰到了靠“卖地财政”拉升GDP的地方政府头上，这是一个进步。但后一句话却有些令人遗憾，地价等政府收入在房价中的份额，不应是笔糊涂账，住房建设管理部门只有掌握这些翔实的数据，才能履行平抑房价、调节市场的职责。

　　齐骥副部长希望“消费者、购房者能够明明白白知道你所买房子的价格构成，如果哪块高了，你们可以跟他们商量。”这大致是说，即使是相关部门没有提供具体统计数据，消费者与购房者也可以与构成房产价格相关的机构以及公司来进行协商，以求降低或者是至少要求降低房价。

　　构成房价的几个要素是：土地成本、国家税费、地产商的融资成本、建设成本、广告宣传以及地产商的利润。粗略估计，大概牵涉的部门有地方政府、国家银行、建筑材料供应商、广告公司和地产商本身。显然，购房者若要与其中任何一个机构“商量”，得到任何一个机构具体数据，都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其实，除了上述房价成本构成里的私营机构之外，人们最想知道房价构成中，公共资源占有的那部分，以及如何与掌控公共资源的机构进行商量。说白了，落实公众对房地产政策的知情权与参与权。

国企高管限薪100万是个伪问题

继国资委出台国企高管280万元限薪令之后，近日，国企高管薪酬问题又成了两会热议的话题之一。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王大成9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企高管应该限薪，最高年薪上限不应超过100万元。

其实，讨论国企高管薪酬之多寡，属于明显的伪问题。

首先，正如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9日所表示的那样，各个企业有不同的情况，不能笼统地说要给国企高管限薪，高管的薪酬应与其经营业绩挂钩；其次，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作为一个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也很难界定清楚的是：中国的全资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型企业的代理人所取得的薪酬，与这个代理人的付出之间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国企大多属于垄断企业，其利润来源几乎可以由国家界定，其损益程度，不过是国家在各种利益群体之间划分收益的一种腾挪选择，跟企业代理人的勤劳程度、专业水准、管理水平的关系并不明显。另外，正是由于这些代理人是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其蕴涵的道德风险比私人企业更高，效率较私人企业为低。

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电网等垄断国企在亏损之际，其代理人往往叫苦不迭，口喊为国家利益牺牲企业利益，到最后，往往财政补贴了之；而企业赚得盆满钵满之时，其代理人的勤勉和奉献又常常被大书特书，100万年薪怎么能买如此德能勤绩？电信、电力、金融等大型垄断行业莫不如此。

正因这种说不清楚的关系，国企高管薪酬定多少才合理？1000万，100万，还是10万？对于那些坐享垄断特权所带来的丰厚效益的企业代理人，10万不少；对于那些真正靠管理才能和职业水准创造财富的企业代理人，1000万却也不多。正是由于难以区分和界定企业家才能与企业利润之间的关系，讨论国企高管的限薪问题就显得缺乏意义。

其实，与其陷入国企高管限薪的口水战，不如来讨论下如何解决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很显然，在经济下滑之际，破除垄断，让民营等各类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形成充分竞争，国民才能充分享有消费者的权利，企业的盈利状况才能真实反映代理人的勤绩，考察制定代理人的薪酬才有了可能性；另外，陈志武等经济学家最近提议，金融危机之下，应该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分配给全体国民，让国民成为具体的国有资本出资人，享有国有资产的充分处分权。这既是从根本上解决出资人实质缺位的问题，又能在金融危机时刻，起到增进国民财富、优化资源配置、提振内需的效果。

只不过，对这些提议，国资委这个国有资产名义出资人也许不会像讨论国企高管限薪那么有热情了。

两会不是让刘翔们来学习的

昨天,作为风口浪尖上的公众人物,刘翔终于亮相在全国政协会场。与某些民间“劝退”相反的是,刘翔并没有做出辞职的举动,而是作了一个发言。他说:“作为新的政协委员,能为国家大事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是光荣的职责,是我一直以来努力报效国家和人民给我的最高荣誉。”也就是说,在刘翔的眼里,政协委员是与他的运动成绩挂钩的,是一项最高荣誉。

刘翔还说:“我愿意和各方政协同仁们共同努力尽职尽责。当然由于年轻,要完成好任务首要的是学习,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帮助。”从这里看出,刘翔还确实知道自己参政议政的能力有限,所以首要是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优良作风当然是没有错的,刘翔的态度也是端正的,他绝对没有像某些代表委员那样自视甚高,自说自话,对汹涌民意置若罔闻。比如一位身居副部长的政协委员就在两会期间与民意对着干,先是表态个税起征点暂不调整,在遭到炮轰之后又称调高起征点会有利富人,这种俨然不把民意放在眼里的言论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了权力的傲慢。

可是,两会毕竟不是教室,如果代表委员们都是抱着来学习的态度开会,这两会也就失去了召开的意义。刘翔既然明知自己难以完成当委员的重任,为什么不把这宝贵的机会让给更适合担当委员职务的人呢?体育有体育的要求,政治也有政治的要求,不能说你跑得比别人快,你的政治素养就比别人高。这完全是两门截然不同的专业领域。当然,作为两会来说,要囊括各个阶层的精英,其中自然包括体育界。但我相信,经过这么多年来体育市场的发展和开拓,体育界一定不缺乏具备参政议政素质的政治性精英人才,这种人才并不天然地就落在世界冠军们的头上。毕竟,两会需要的是政治能力,而不是跑步和打球的能力。

来学习的不仅仅是刘翔。在这次全国两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代表委员沉默不语。沉默不语有很多种原因,像前度“炮手”张茵这样的是汲取教训,出言谨慎,但也只是个别,更多的沉默不语是不知道说什么、不敢说什么。数一数每年的媒体报道,活跃的代表委员似乎总是那么一些人,尤其是常年被舆论包围的人。作为参加过四次全国两会报道的媒体人,我十分清楚,不是媒体总想围绕着明星代表委员转,而是很多普通代表委员怎么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今年就有一些代表口头禅是“说不好”,问急了又是“不好说”。谦虚固然是谦虚,但参政议政的政治目的显然是被大打折扣了。

参政议政还是要具备起码的政治素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梁晓声抨击政协委员的一些发言质量水准和思想深度还不如网文,引起共鸣。为什么呢?不就是一些政协委员其实原本就不符合两会的要求吗?可见,还是要提高一下两会代表委员的门槛,让能为民代言、能参政议政的人进来。

取消领导的开道车天塌不下来

“我去绍兴参加越剧节，开完会走时，突然被警察粗暴拦住……等了半天，一车队呼啸而过后我才知道是领导的车。要等到绍兴的人送到与杭州交界地，那边接上了，这边才能走。”昨天，全国政协常委江蓝生怒批滥用开道车。

　　对于“开道车”，江蓝生委员“很不舒服”，同时他还知道“群众是很愤恨的”。这话不假。老百姓只要看到有警车开道，自己被拦住，轻则怒目而视，重则当场骂娘。坐在车子里的官员也许感到很威风，却不知自己败坏了干部形象、糟蹋了干群关系。都什么时代了，还学封建社会那一套！

　　人们反对滥用警车开道，什么是滥用？前年，公安部作出规定，公安部的领导到基层工作，禁止违规使用开道车。这里也有歧义：一种解释是，“违规”和“开道”是绑在一起的，“开道”就是“违规”；另一种解释是，只禁止“违规”的“开道”，不反对“合规”的“开道”。那么，什么情况下，“开道”是“合规”的呢？必须严格界定。

　　江蓝生委员最后建议把问题带给温总理管管。我看，这事就不麻烦总理了。我建议，先在一个较大的范围，比如一个市甚至一个省，花半年时间试验，禁止一切为下基层的官员开道，看会发生什么后果，天会不会塌下来。如果没有大的问题，就在全国统一禁止为官员开道。

人大代表的质询案应该再多一些

人大会议也是能够真正触动行政部门的舞台，人大代表可以利用其他渠道控制与监督教育资源分配，尤其是预算。期待教育部门能够从善如流，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以实际改革回应代表的质疑。

河南是人口大省，但是在现有高考录取体制中，河南的考生却遭到制度性不公平待遇。针对这种情况，去年，河南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建议案”，但教育部的答复不能让他们满意。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代表们直接提出“批评案”，他们表示，如果高考制度不公现象今年仍没有改变，明年他们将直接提出“质询案”或“罢免案”。(昨日《大河报》)

河南的全国人大代表的努力值得尊敬。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目前教育体制的一个重大弊端。作为人口大省、高考大省，这种不公在河南体现得极为尖锐。例如，过去两年，北京的高考考生人数是河南考生人数的12%左右，而北京大学在北京投放的招生人数是河南的3.7倍左右，清华大学则在4倍以上。

近些年来，这种教育不公现象不仅不见缓解，反而趋于严重。连温家宝总理也曾感叹，农村考生上大学、上京沪等地名牌大学的比例日趋下降。

不过，人们仍找不到一个切实有效地解决此问题的途径。教育资源的这种分配不公，本来就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长期执行的一项政策。行政部门总是有自己的逻辑，基于任何一个行政机构都有不可避免的惰性，它往往没有动力主动改变既有政策。但是，整个教育资源的分配本身完全是行政主导，所以，行政部门不调整政策，就无法改变目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格局。

于是，改变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格局的关键就在于，社会中出现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推动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不作出变革。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的努力，表明这种力量正在形成，并且可以预料，只要代表们坚持不懈，就将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首先，人大代表具有这方面的动力。制度变革总是需要一定的激励，惟有当人们意识到变革能够给自己带来收益的时候，他们才会作出持续的努力。很显然，像河南、江西、山东这些高考大省的人大代表，要求改变高考录取分配名额的努力，将立刻给乡梓学子带来收益。这种可以预见的收益理当驱动人大代表付出努力。

有些人可能有疑义，在他们看来，全国人大代表就该超然地议论国家大事，而不应赤裸裸地追求一地的利益。然而，现代政治既要求代表理性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同时也不排斥代表们代表本地民众利益，在立法、决策过程中保护和增进局部利益。事实上，考虑到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严重性，地方人大代表要求改变这种局面的努力，显然同时也在国家层面上，增进整体的公共利益。

另一方面，人大会议也是能够真正触动行政部门的舞台。按照宪法，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行政部门的一切活动理应接受全国人大的控制与监督。而且，法律也赋予了全国人大代表以行使这种控制与监督权的机制，就如河南的全国人大代表所说，如果教育部的答复不能让代表满意，可以提交“质询案”，甚至提出“罢免案”，迫使教育行政部门采取改变教育不公状况的有效措施。当然，人大代表也可以利用其他渠道控制与监督教育资源分配，尤其是预算。

此前有代表曾质疑议案回复率虽高，但实际效果并不彰显。这一方面源于一些部门的敷衍了事，同时，也与人大代表不充分尽责有关。如果只是提过议案了事，不一追到底，议案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

期待教育部门能够从善如流，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综合评估代表的意见，进行实际改革。

有些发言水准深度不如网文“像中学生演讲”

　　多个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10日分组讨论时炮轰政协的大会发言质量下滑、毫无锐气、专为自己谋利。著名作家梁晓声直言：“一些发言的质量水准和思想深度还不如网文。”他还在茶歇时间特意串组到隔壁参与讨论，引发这一组也开始就此热辩。

　　自我谋利益：无热点无锐气

　　按照大会议程，7日、8日、9日连续3天都有半天是大会集体发言。10日的分组讨论不久，民盟界别、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边发吉首先点炮。他说，我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今年的大会发言质量比往年都差，发言稿没有热点、难点、疑点、焦点，没有以前的锐气，选题选点也小。“有些发言干脆就是为自己所在的单位谋利益。”同济大学副校长郑惠强接过话头抨击。比如，有一个来自动漫界的委员居然呼吁的是成立一个动漫集团。这样很不合适。

　　雷同无个性：像中学生演讲

　　“我的感觉太强烈了，一定要说一下。”他话音刚落，坐在对面的营口市副市长车竞就抢过话筒。她说，每个人上台后的开场白都一模一样，就像中小学生演讲比赛似的。演讲词也中规中矩，毫无个性。

　　一向低调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也忍不住了。他说，作为面对全国人民直播的政协大会，好多政协委员的发言涉及问题非常狭窄，发言完全没有深度。

　　此时是10时25分，主持人宣布茶歇15分钟。大家纷纷外出，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梁晓声却径直走到隔壁的民盟五组坐下。“我来把我们那个组讨论的信息给你们讲一下。”他插话道，现在网站的一些网友质量水准非常高，点问题像点穴一样痛快。但我们政协委员的一些发言质量水准和思想深度还不如网文。“我有这个忧患。”

　　这下，本来比较安静的民盟五组也顿时活跃，大家也开始就此热辩。不过，民盟六组讨论的热情也没有熄灭，直至11时30分上午的分组讨论结束。

　　与此同时，民革界别也在热议这个话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专职副主席修福金建议，大会发言应该建立竞争机制，不要分界别来分配发言人，应该把大会发言集中起来选拔，谁好就用谁。

　　拖得太长：会期七天就够了

　　除了炮轰大会发言质量下滑之外，不少委员昨日还齐指：大会拖得太长，安排不紧凑，会期7天足够。

　　郑惠强先说：这次人大只开了8天半，政协却开了9天，不掐头去尾就是10天，成本要多少？在金融危机、节省财政支出的背景下，能否压缩会期，议程能否安排得紧凑一点？

　　车竞紧跟他直言：“如果不是换届之年，会期7天足够了。”

　　“发的报纸、杂志起码可以减少一半。”北京体育大学科研中心主任胡扬也抢过话头，他说，今年各级财政要节省开支，可是每天发给委员的报纸、杂志就一大摞，委员根本看不完，每天接送委员的大巴上，每辆车的上座率不到1/3，“老百姓在路上看着都不会舒服，完全可以并车。”

政府官员应像总理那样在观念上“去官员化”

　　时刻铭记自身权力来源并把人民置于自身权力之上的总理，深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与代表委员们交流时总会自觉摆正自己的位置，主动纠正代表委员面对官员时不正确的下级心态。

　　两会中有不少人拥有官员和代表委员的双重身份，作为一个本该接受代表委员监督的特殊群体，他们在两会上应有怎样的议政姿态呢？温总理为许多官员树立了榜样。

　　10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与农民代表顾双燕交谈，当顾双燕代表略显拘谨地向总理说“我讲出来供您参考，不是要求您”时，总理认真地回应：“你是人民代表，有要求我的权利”———这种尊重人民代表的权利、鼓励代表“提要求”的姿态赢得了舆论的赞赏。温总理在两会上一直保持着这种尊重代表的谦恭，去年总理与政协经农界别委员共商国是时，当听到有委员说“下面我再汇报第二个问题”，温总理马上就纠正了：“不汇报，你就提意见吧。”

　　总理知道，汇报是下级向上级报告工作情况，在两会这样的议政场合中，代表是主人，由人民选举并接受人大监督的官员才该“向人大汇报工作”。人大代表是代表人民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有权向官员“提出要求”，而不仅仅是“讲出来供您参考”。如果人大代表就“某个要求”集体投票形成决定，政府不仅必须尊重要求，而且必须执行人大的决定，这就是“最高权力机关”的含义。时刻铭记自身权力来源并把人民置于自身权力之上的总理，深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与代表委员们交流时总会自觉摆正自己的位置，主动纠正代表委员面对官员时不正确的下级心态。

　　正因为如此，胡锦涛与政协委员讨论时也没有居高临下作指示，而是在谈完自己的观点后谦逊地说“请批评指正”。政协委员、卫生部长陈竺去年婉拒“政协小组副组长”提名的时候也说：自己两会期间非常忙碌，要时常跑人大当“被告”———等着听人大代表对卫生工作的批评和监督。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赞赏的权力理念。

　　从代议民主基本理论看，政府官员本不该当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因为这很容易陷入一种本体承诺的悖论：如果官员可以当代表和委员，那等于是让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对自己工作进行评议了。当然，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政治现实，还不可能在人大和政协中去官员化，但正努力减少政府官员的比例(比如上海此次人大代表改选中，49个政府部门的一把手就未能进入人大，而是每次坐在旁听席上听人大质询)。全国人大常委也有规定，当人大常委的不能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在这种现实中，虽然政府官员仍可当代表和委员，但这些官员应该在两会这样的议政场合中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把自己当成官员，不要像平日那样在部门中对下级指手画脚，而应该像总理那样在观念上“去官员化”，处处尊重代表委员们的权利，避免以官员的强势身份喧宾夺主。

　　所以有这么多感想，源于两会上有不少没有“权力自觉”的官员代表委员，把那套官僚作风带到了两会，比如有官员就斩钉截铁说“个税起征点肯定已无上升空间”，这种武断的发言招致政协委员“你都定了，还要我们来干吗”的质疑。还有官员发言中积极为本部门的利益进行辩护和争利，积极与代表委员们抢话筒，把小组讨论当成了向自己的上级和中央领导汇报工作的机会，而不是俯下身来听代表委员对本部门的意见，不是让更多基层代表委员们发言，这也有违背人大与政府“监督-被监督”的制度安排。

　　当然了，总理“你有要求我的权利”也给那些有下级心态的代表委员们一种善意的提醒：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总理说的是权利还是权力?

3月10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参加了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来自通辽市奈曼旗明仁苏木一个普通小村庄——保安村的农民代表顾双燕对温总理说：“作为一个代表，我要把农民的烦心事讲给您听。”在讲之前，她略显羞涩地对总理说：“我讲出来供您参考，不是要求您。”但温总理认真地对她说：“你是人民代表，有要求我的权利。”(新华网3月11日)

　　虽然是总理，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主要是来向大会和代表们汇报工作的，因为他这个总理就是大会和代表们选举出来的，他要对大会和代表负责。这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顾双燕代表似乎并不清楚。也许她的“供您参考，不是要求”只是谦虚或朴实的一种体现，但这种谦虚和朴实确实与她“人大代表”的身份不符。令人欣慰的是，温总理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和代表的角色，并随即指了出来。

　　像顾双燕这样不清楚自己“身份”的代表还有多少？又有多少普通公民搞不清代表的“身份”和权力？看着“你是人民代表，有要求我的权利”这句话，我感慨良多。看着看着，我突然感觉这句话有点不对劲儿，问题就出在“权利”二字上——它应该是“权利”还是“权力”？

　　“权利”与“权力”，读起来完全相同，但涵义却大相径庭。“权利”，是指公民或法人依法享有的权益；“权力”，是指政治上的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权利”的主体是公民或法人，是一种私权；“权力”的主体是政权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是一种公权。“权利”的种类繁多，比如隐私权、知情权、著作权等等；“权力”只有三大类，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那么，顾双燕代表此时拥有的是哪一种“权”呢？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参加人大会议就是来行使权力的。他们有权选举或罢免“一府两院”的首长、有权通过或否决任何法律或财政预决算案、有权决定国家的重大事项包括战争与和平……他们的决定一旦获得通过，就是具有强制力的——总而言之，人大代表在大会期间行使的不仅是权力，而且是国家的最高权力！

　　温总理说的应该是“权力”，而非“权利”。可以肯定地说，像顾双燕这样不敢“要求”总理的代表也绝不是个别——从很多代表的言谈上看，他们就是视代表为一种荣誉，他们完全没有权力“意识”，他们参加人大会是来“作汇报”而不是“听汇报”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