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综合评论之八

“官威”是老百姓宠出来的

　　“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当然这一层不是一道墙，是一张纸。”——这是1962年2月3日，时任总理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的一段讲话。

　　47年过去了，当年那张“纸”不知现在还在不在。而眼下在有些地方，却真的筑起了一堵“墙 ”。

　　这里说的“墙”，指的是有些地方动辄搞交通管制、警车开道之类安保措施，严官民之界，防范老百姓。其“筑墙”之效果早就引起人言啧啧。

　　读到3月10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政协常委怒批开道车滥用扰民，提议政协委员下基层尽量不用”，笔者不禁为他们的仗义执言而感到快意，说得好！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江蓝生怒斥，“现在开道车的滥用，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并建议国务院研究室转告温家宝总理。他说，他去浙江绍兴参加某会，开完会离开时，突然被警察粗暴拦住，在那儿等了半天，过后才知道是有警车开道的一个庞大车队。

　　这种媚上风气是怎样愈演愈烈的？“大人物”们究竟知不知道？他们知道了是很享受官威凛凛呢，还是痛恨这种将他们与群众隔离的“筑墙行动？可以肯定，有些“大人物”是知道群众心理的，也是很享受这种威势的。可见，官员权势的高调张扬，是“官本位”和官位来自上授的任命制度的必然产物。

　　就在报道全国政协常委怒批官威“霸道”的同时，同日的《南方都市报》刊出一篇“对话”：《含泪大专生：说出心里话时不知他是领导》。一大专应届毕业女生小林，日前在华南师大参加广东省教育厅搞的基层教师招聘会时，连简历都一直递不出去，情急之中，闯到正接受采访的一“招聘人员”(实为广东省教育厅官员)面前，激动地诉说“今天对我就是赶尽杀绝的感觉”，并质问“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女生这么讲太正常了。

　　可是同学们觉得这个女生好大胆，敢对教育厅官员这么讲话！笔者不明白，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这样怕官，讲几句心里话有什么好怕的？

　　于是，我想：“官威”也是社会宠出来的吧？

不替百姓说出烦心事就是失职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都是大实话，我今天也想跟您说说大实话，说说咱农民的喜事和烦心事。”10日上午，来自通辽市奈曼旗明仁苏木一个普通小村庄——保安村的农民代表顾双燕一段朴实的开场白，拉开了与总理之间的对话（据2009年3月11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中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保守一点说，目前至少有近2亿人，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只有上海、广东、重庆三地选出的朱雪芹、胡小燕和黑新雯等三位农民工代表，以至于一度会成为中外媒体聚焦的“热点人物”。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的工人、农民和科教文卫工作者到底有多少人，我无从得知。尽管报道说十一届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和农民的分别上升为10%和70%，可谓是大幅度上升，但必须看到，这毕竟是建立在过去较低基数上的上升，而且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农村人口代表与城镇人口代表是有比例差的，即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

　　称砣虽小顶千斤。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老实说，基层代表委员数量较少是次要的。真正重要的在于，基层代表委员在两会议题上话语权得不到充分尊重和保障，他们的声音显得很微弱，甚至到了不被会议主持人或者与会领导点名关照，根本就抢不到话茬、插不上嘴，有话没法说，有愁事无法述。这样，势必将会削弱全国人大和政协倾听民声、反映民意的“代表委员取向”。难怪葛剑雄委员曾为此感叹道：教育界别今年讨论几大热点时发现，来自基层的声音太少了。可很多时候，问题都在基层体现。这样我们讨论的东西，会距离群众太远（3月10日《广州日报》）。

　　从某种程度上讲，基层代表委员由于长期从事第一线工作，对民情民意了如指掌，对矛盾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透彻，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在履行职责上固有的优势是，最能代表基层原汁原味的声音，有利于提高议案审议质量，从而更好行使人大各项职权。可以说，假如没有农民代表顾双燕与温总理的坦诚对话，总理可能就失去了一次对农民兄弟“贷款难”、“养老难”、“卖粮难”、“耕地补贴不准”确等直接影响农民切身利益问题获得深切了解的良机，也可能不会深切反思“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不替老百姓说出烦心事，就是代表委员的失职失责。

　　十一届人大增加工人、农民、律师、教师、医务人员等活跃在基层第一线的代表，不仅更加符合人大代表“全面代表”的理念，更是中国民主进步、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调动基层代表委员的履职尽责的积极性，关键是解放他们的“嘴巴”，保证其话语权，这一点决不可小觑。

　　此次温总理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与农民代表顾双燕朴实坦诚的对话，也为两会找到了破解“领导同志轮番讲，专家学者给捧场，英模典型做补充，基层代表鼓鼓掌”——精英、明星、官员、名人代表委员们垄断话语权的实用方法，即每一名代表委员都必须牢记“我是代表委员，我拥有发言权”。话语权需要主动去“抢”，自己的话语自己首先要来维护。基层代表委员履职尽责，就是要积极主张自己的话语权，敢于抢话筒讲述自己的心里话，讲出老百姓的烦心事，大胆替民请命，真正让人民群众所想、所忧、所盼、所求进入会场，进入政府决策。这样的代表委员，才是人民群众喜欢和拥护的。

非赞成票增加，说明大家对于“两高”工作还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十三日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进行表决。“两高”报告的非赞成票都在七百票左右，比去年有所增加。会议闭幕后，人大代表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司法是社会公正的底线，人民代表对‘两院’有更高的期待。”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说:“人民代表对两院有更高的期待，社会公正的底线就是法院、检察院、司法的公正，人民代表从不同角度对‘两高’提出意见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体现。”

全国人大代表赵步长称，非赞成票增加，说明大家对于“两高”工作还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还有待于改进。司法机关应按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意见，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公正、公平来处理司法问题，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今年“两会”上，中国司法改革与法官自身廉政建设备受关注。去年十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职务。官方消息披露，他已被中纪委“双规”，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司法系统因涉嫌贪腐而“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

对此，张大卫表示:“ ‘两高’的报告中也提到，司法系统中还有一些不公正的现象，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情况也还有，有个别的人也影响了司法队伍的形象。对这些问题我注意到‘两院’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对于提高整体队伍的素质都是非常好的。”

高法缺乏勇气

“我给最高法的报告打50分，给最高检的打80分。”这是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民法学专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梁慧星比较了“两高”的报告后得出的结论。在他的“两高”报告的页面上，密密麻麻地加满批注。记者日前对梁慧星进行了采访。

　　最高检的报告要具体得多

　　梁慧星向记者介绍打分依据时说，首先从一个态度上来看。先来看一下法院系统的，去年查处违法违纪行为有712人，其中判刑的有105人；比检方要多得多。检察院是查处的258人，追究刑事责任的24人。但是对待这个现实的态度呢，“两高”的报告有些不一样。比如法院报告的第10页，写到切实加强队伍建设，提到将以司法不公、司法不廉为重点，完善惩戒制度，写到极少数人贪赃枉法。我认为报告中有意回避了腐败问题。这一段虽然篇幅不小，但个人印象，一般化，没有具体的措施，而且满足于制定一般性的文件。

　　但跟检方比起来，显得空洞一些。检察院的第11页也谈到这个问题，也提到了制定制度，但我特别看重其中的一点：注重用正反两面的典型，加强反腐教育，而且还表示将10起例子，加以分析、剖析，通报下去作为反面的教材，让检察官受教育。我觉得这个有意义，我相信应该是有效的，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最高检的报告要具体得多。

　　法院系统出事很多很大但避重就轻

　　梁慧星说，我们知道法院系统出事的不全是基层的一般法官，很多是中级、高级甚至大法官。最高法也应该分析一下成分，剖析一下原因，发到各级法院进行警示教育。而且有一些地方有避重就轻之嫌。像法院报告的14页，列举了五项问题，提法是有的法官如何，有的法官如何，最高检报告的13页，是表述有些检察机关或一些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字技巧。

　　那么多法官出事，与法院系统有没有关系？还是只说一些官场上的套话。所以我认为黄松有、杨贤才的案子尽人皆知，但是报告没有正视这一现实，我看你们报道，广东高院都明确地自揭家丑，比如写到了杨贤才，还将他当成反面典型，最高法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勇气呢？不说套话，列出问题，正视问题。

　　法院应剖析成为腐败重灾区的原因

　　梁慧星说，另外，我还看了一下最高检后面附的表：在贿赂犯罪中，13000多人中，其中司法机关2620人。他们占全国贿赂犯罪的1/5，而这2620人中，法官占了32%，检察官占10%。我在想法院应该至少在内部要剖析一下，法院成为腐败重灾区的原因，是我们的干部任用程序出了问题，还是别的监督环节有问题。

公民有权向政府提出要求

　　3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与通辽市奈曼旗农民代表顾双燕的对话格外引人注目。注目的焦点锁定在两句话上：顾双燕希望把农民的烦心事讲给总理听，并说“我讲出来供您参考，不是要求您”，温家宝很认真地回答：“你是人民代表，有要求我的权利。”

　　新闻给我们提供了一名人大代表和政府总理间谈话的清晰场景。在这个场景中，顾双燕的说话略显羞涩，而总理坚定作答。我们为“你有要求我的权利”这句话中所体现出的民主意识和政治清醒感到欣慰，一名人大代表在表达意见时所表现出的羞涩和犹疑的情态也值得深思。两会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国是会议，民意代表以怎样的立场和意识传达民意，直接关系两会的根本原则和目标能否达成。因此，从这个对话出发审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就不是小题大做。

　　今天的社会，“公民”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授权的理念也已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清晰的呈现和充分的践行。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还没有习惯去做一个公民，还没有真正从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上完整地、坚定地找到并确立自己的位置。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审议报告时，钟南山院士还在痛陈“10分钟发言8分钟歌功颂德”的现象；很多困境中的人受到政府扶助时，跪谢的情景还在作为幸运和意外的注脚出现。不习惯做一个公民，政府和官员就是一个被仰视和畏惧的对象，我们能做的只能多是接受、顺应、感激，缺少主张、要求、质疑。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一个好的公民，应该既有能力去统治，也有能力被统治，这种双向的能力是一个公民的美德。”公民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身份。这种身份所承载的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应该是完整的、时时都能被意识得到的，而不只是一个仅仅在倡导行为文明、践行公益、激励慈善时的口号。

　　需要承认的是，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习惯于做一个公民，不能仅仅寄望于个人观念的转变。这是整个社会的转变，它需要国家进入法治化状态，即公权能不滥用而被合理制约和监督，私权能受尊重而受到更好的保护。在长久以来“官本位”形成的利益面前，法治进步的最大希望，就在每个人为权利而努力的行动当中。这种努力建立在积极地参与，积极的主张之上，而不是作为一个被关心者，被管理者，静候一旁，等待果实从天而降。公民的主张可能是适当的、过分的甚至无理的，但仍然有提出的权利；主张是否实现，可能受制于各种条件，这并不意味着要限制要求的权利。

　　在现代社会，每一个立足于正当权利的公民都应当是自信的、坚定的、积极的、理直气壮的。他不需要再羞于启齿、迟疑胆怯，更不需要“歌功颂德”顺应配合。这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的欲望和意志，也是转变政府治理方式、推动社会变革最积极、最强大的力量。

官员代表不减则歌功颂德不休

　　“我们开会，10分钟发言，前面8分钟是在歌功颂德，对报告歌功颂德，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的没有时间了。”在3月10日的小组讨论上，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指出，人大对代表的定位很清楚，但是人大在鼓励人大代表行使自己的权力和畅所欲言方面，还有待改进。　　在讨论发言中，对人大和政府工作，动辄来一番八股式的歌功颂德，并捎带着搞点自我表扬，这样的人大代表每年都有，而且几乎成了全国“两会”期间，存在于某些代表团的一大“景观”。对此，公众其实早有看法，甚至怀疑这些代表能否真诚履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正常现象？

　　关键在于代表结构存在问题。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针对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占70%的构成现状，曾大声疾呼“代表中的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官员代表大会！”(人民网2005年2月24日)对本届全国人大代表结构作过哪些调整？到底增加了多少弱势群体代言人？好像没有披露过具体数字。估计，整体格局至今仍无根本性变化。

　　在这种制度惯性的推动下，“两会”期间，话语权势必向官员代表倾斜。而官员代表多半在政界打拼多年，习惯于讲“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大话、套话和正确的废话。于是乎，发起言来一个个成了口若悬河的“歌德派”，似乎人大与政府不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更让人烦躁的是，他们常常不失时机地将自己治下吹嘘得莺歌燕舞，如何了得，把人大这个公共话语平台当成了张扬个人政绩的场所。

　　非官员代表中固然也有“官唱民随”，跟着歌功颂德的人。但一般而言，他们大多情非所愿。试想，分组讨论，书记、市长就坐在自己身边，并且都率先作了引导性发言，谁敢不看领导的眼色行事，擅自“得罪领导”，当众“胡乱放炮”呢？所以，傻到不知“油多不坏菜”，敢怒敢言地步的草根、企业代表，至少目前还不会太多。

少些歌功颂德，多点“忧患精神”

　　“两会”接近尾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再次发出震耳发聩的声音：“我们开会，前面八分钟是在歌功颂德，对报告歌功颂德，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的没有时间了。”

　　这位曾在中国抗击SARS时坚持说真话的医学专家，一语道出了一些人大代表的“病”——对官方歌功颂德，对社会粉饰太平，唯独对民众疾苦语焉不详，甚至只字不提。

　　在厚厚一叠人大代表发言简报中，虽然不乏有为公众代言的真知灼见，但也有不少人大代表的“流行语”，如“政府工作报告有根有据”，“坚定信心促发展”，“计划、预算两个报告很好”等，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

　　在会场上，七十三岁的钟南山有感而发：“我们代表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和承诺。大老远跑北京来，要的是反映民声、民情！老百姓信任你，你得说点话。”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下，中国政府频出“重拳”，力图尽快提振经济，改善民生。作为人大代表，对官方政策表示肯定并无不妥，但正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中国经济增速在持续下滑，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更没有根本缓解，“歌功颂德”有违官方基本判断，也缺乏困难时期应有的危机意识和忧患精神。

　　两千万农民工和数百万大学生亟待就业，“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依然存在。民众对北京人民大会堂里发出的声音充满期待，值此艰难时刻，“形势一片大好”的说法无疑在强奸民意，也有损人大代表的公信力。

　　在中国的政制架构中，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有不少人大代表本身即为政府官员。在长官意识的促动下，唱赞歌、勤鼓掌、拍马屁都只是习惯性的官场表达。

　　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只有现代平等观念得到充分彰显，才能减少被动或主动歌功颂德的声音。也只有降低人大代表中官员的比例，才能使人大会议少一些“官代会”的色彩，更多发挥“人代会”的监督职能。

　　相比往年而言，人们从今年人大会议中已经看到了变化的希望，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公开质疑财政预算报告，教育界代表批评大学“官本位”，法律界代表表示要反思司法制度。而没有通过媒体放大的理性建言更是为数不少。人们期待在来年“两会”上能够发现更多的改变和进步。

政协委员不“走” 学富五车也看不清国脉民情

这几天在政协会场采访，突出的体会是，提案也有温度。

提案的冷和热，并不在话题。有的话题偏冷，但因为有鲜明的观点、具体的建议，反而会有热度；有的话题很热，却因为空对空的议论多而实打实的建议少，反而显得生冷。

提案冷热，关乎委员情怀。

以前，在政协委员里曾流行一句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如今常提的话却是"有为才有位，有位要有为"，顺口溜之变反映出我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这些年来，人民政协的地位不断提高，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协委员们普遍感到说话越来越管用了。

既然说话管用，就不能随便说。提升自身的参政议政水平，成为政协委员们的迫切追求。通过提案这一人民政协履行职能最广泛、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努力--质量好、水平高的"热"提案越来越多。翻检这些"热"提案，背后都有扎实的调研做支撑。

中国人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政协委员里，学富五车的不在少数，著作等身者也大有人在，然而要看清中国的国脉民情却是非"走"不行的。"好提案大多是走出来的。"一位政协委员如是说。政协委员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常说的一句话是：政协委员亦官亦民，这样的身份让他们更容易了解真实的民意。

笔者多次跟随全国政协的调研组或视察团奔走各地，深深为委员们不辞辛劳、操心国事的情怀打动：下车与老百姓恳谈，上车彼此间观点交锋。丰富的知识与火热的实际相结合，所引发的头脑风暴，不是在象牙塔内所能感受到的。这样出来的建议和提案，质量当然高。

政协委员多是兼职，本职工作的繁忙往往让他们无暇作更多的调研。但从另一方面讲，政协委员本来代表的就是本界别群众的利益，利用本职工作收集社情民意，恰恰是政协委员应该具备的本领。这几年，我们还欣喜地看到，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为委员履职创造了更多的平台。许多委员开始通过这些平台了解民意、汇聚民智。

13亿多人口，20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这是许多人在谈责任时都要提到的数字。"建有据之言，献务实之策"，这是党和人民对政协委员的殷切期许。

愿更多的政协委员贡献出自己的才智与辛劳，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留下精彩而温暖的一笔。